2、明代私营工业占据压倒性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

就以瓷器而言，《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根据宋应星的记载介绍“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155]

此外曹大为提供的数据“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172]

 

在许涤新,吴承明编写的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明代民窑比元代大3倍，平均每窑产量约5担。以每年烧40窑计，300座窑年产6万担。明代御瓷的烧造任务，除了隆庆五年（1571）一个引起大臣争议的特例外，最多不超过10万件，合500担左右。其中只是钦限瓷器官搭民烧，我们不知钦限部分占据多少，即以全部官搭民烧计，也只占民窑生产能力的0.8%，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明代民窑的99%的生产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167]p578页

丝织业的情况也是相同

吴承明说“关于明代丝织官手工业，每年5.6万匹的造解任务，并不是很大的，北宋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和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并且这个造解任务(指明代每年5.6万匹)并未完成，有时完成不到一半。……万历十五年（1587）有个报告说：“累朝定制，岁造缎匹，不过三万余匹，上用赏赐，俱在其中”，……有些人把明代丝织官手工业过于夸大，恐怕也是不适宜的。”[167]p149-150

“
事实上，官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

苏杭官局，嘉靖以后就大量实行由民间机户领织的办法。……朝廷所用丝织品就逐渐改为市买和领织，并逐渐集中由苏、杭起解
”[167]p150-151

“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皇朝所需丝织品，也早就在向民间市买了。如成化时，福建、江西、湖广等处岁造缎匹不足，即“委官赍银”，到南京、苏州市买，以至“价值太高”。大约市买相当普遍，所以成化二十年（1484）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不许另科银价，转往别处织买缎匹”。
”[167]p152

“官织染局除本身征役的工匠外，还常雇工织造。……南京是丝织重镇，但官局的工匠仍是不如民间好，所以要“出备工匠，雇觅在京高手”。……官局的雇工，不仅说明民间机户的大量存在和手艺精巧，也反映原来的户籍制度已在瓦解。”[167]p153

“民间几乎有多少？也不妨做个猜测，……总的看来，在明末，民间机户至少也有官局工匠的3倍，即约3万人了”[167]p154

关于丝织工业，尽管事实很清楚，民间远远高于官营，但有些论者似乎死活不肯面对事实，比如他们硬要挖空心思把明代的领织说成是什么封建统治者对丝织业的控制。
不过吴承明的一段话应该是对这种论调最好的反驳
“
领织是由官局自织演化而来的，它也是官局制度的一个否定。由于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大量民间机户和富裕大户的出现，才有这种演化和否定。[领织制度本身还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基础之上]如说“重名包揽，规图分例”，就正是说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才有人包揽，企图一人承领两份任务。……天启三年（1623）有个记载说，官府对于领织，若“银两尽行给发，机户有利，接迹而来；内监挟朝廷之威权，银两不免减削，机户无利，掉臂而去。”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这正说明，领织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每遇争执，机户就“动以料价不敷为词”，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167]p157

采矿业的情况，吴承明说“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167]p175

“宣德十年（1435）诏：‘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这种笼统的诏令，未必贯彻，但民营矿业的声势已大，可以想见”[167]p178
另一则资料也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155]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纸空文。“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167]p175

至于铜和铅，“也属官矿，但很早就有民营。民间开采须经官批准，缴纳一定实物，亦称矿课”。有些人把开矿需要经官批准，并且征收旷课，当成是所谓封建政府对民营矿业的残酷压制剥削，唾沫横飞的大加批判，只是这些东西也不想想看，难道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私人开矿是可以不经过国家批准的？是不需要征收税收的？这些人研究历史除了给古人扣帽子打棍子之外，还会干什么？

实际上明朝的时候，即便是这样一种管理，很大程度上也名存实亡，徒有虚名。不经官府批准，私自开矿就不必说了，即便是那些经过官府批准的，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基本长朝廷中央政府能够从开矿中获得的利益少之有少，大量的巨额到流到那些私营矿主的腰包里去。看看如下记载就明白了，“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167]p176

还有煤矿开采，“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这里曾经发生一次采煤矿工，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抗议游行示威的局面”[167]p178-179

再有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89]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