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李约瑟之谜”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之谜”

解答“李约瑟之谜”

文|伯怀

图|来自网络

总的来说，本文认为该问题的主要的原因是西方近代发展出的金融创新例如国债融资（集中未来的现金流来补充当下现金流缺口）的国家财政方式比起中国过度依赖土地税收更为先进。而本文将通过引述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从东西方关于土地的角度（引申出分权与一统的历史路径依赖）来分析出为什么西方能发展出上述的一套金融体系并如何凭此在鸦片战争这场东西方的对决中敲开中国的贸易大门与其对近代中国产生的主要影响。

——前言

序 本质的金融

我们知道，历史不是帝王将相所书写的，而是由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活动所组成的，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道德习惯等共同留下此刻的历史故事。那么，人类活动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出于经济目的。而实现经济目的的途径，就是金融。而金融的作用，就在于其提高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效率，进而推动经济的更高效发展。那么，解答“李约瑟之谜”，不但要追溯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更要从中理顺出它们各自的历史条件所发展出的不同的金融路径。归根结底，西方近代的先进，就在于其发展出更先进的金融体系。

一 

现实的社会是，资源是有限的，而维系一个社会的最根本的法则就是，对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分配规则。人类进化伊始，我们的祖先与世间万物一样，为了生存下去，不单要与外部环境斗争，还要在同类之间争夺资源，这便是原始社会中单纯靠暴力来解决资源分配的问题，即这是“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后来，经过漫长的博弈，理性的人类开始发现这种单纯靠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低效性，人们开始选择修订契约（尽管这是不成文的，即没有文字），即选举部落首领作为公共权力，制定资源分配的规则，避免了同类之间的流血。由此，人们通过血缘氏族紧紧联结在一起，逐渐发展出国家，走上文明之道路。而所谓文明，就在于制定契约和遵守契约。

那么，在文明的规则下，人们该如何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财富呢？无论是东西方，在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时代，老老实实种地才是获得稳定收入的最好办法，所谓重农抑商，东西方自古皆有之，这都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求。在商品资料匮乏的时代，是难以大量存在专门靠商品贸易而维持生计的职业商人。因此，离开土地而不耕种的人，大多是因为懒惰而已。统治者当然要号召人们好好耕种，否则，谁来缴纳粮食税收。

二

不同的是，西方是真正的“封建社会”，领主拥有着受封的土地的所有权——包括该片土地上的所有生产资料，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农具。因此，割裂的大量分散独立的土地，使得国家难以整合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资源，领主之间的上下臣属关系是靠“忠诚”来维系的。而这种情况下，单薄的农民只能投靠各小领主，来获取自身的安全保障和生活稳定。由此，西方的分封制下才更加是“小农经济”——城堡内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和拥有军事防卫的世界。

而这也是中国自古比西方经济所发达的原因，即中国长期保持大一统的局面，而且是以皇权为首的集权的官僚制度。正是由于中国的传统集权习惯，使得中国拥有着更大的规模经济，从而推动文化等方面的灿烂文明。

但是，正是由于西方的分封制下，各城堡力量单一，领主要维持生存或者要变得强大，又要去想方设法地提高这片土地上的生产效率或者说是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或言之，即是赚更多的钱。那么，这就使得各城堡拥有发展出更高的市场交易效率的需求，它们不断地试错，优胜劣汰。而且长年累月的兼并战争，使得军事技术的需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另外，由于各城堡之间的势均力敌，使得西方世界更着重“平等”，意思即是分权。

到了后来航海时代的开辟，大量的贸易需求使得商人地位大为提高，而这也需要从人们思想观念上做出革新以适应，因此便有了“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即宣扬“人为主体”，提高人们对世俗的理解和追求，投入到商业之中；和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更是破除传统贵族的制约，树立“金钱至上”的理念，促进商人之间签订并遵守契约，使双方处于平等的契约地位，提高社会的商业效率。而这些，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意思即集聚庞大的资本，用于投资以获取更加庞大的资本，把这个雪球给滚下去。

因此，西方发现新大陆是幸运的，新大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为他们提供更加庞大的社会发展空间。除了他们具备独特的地理因素和海洋条件以及15世纪时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彻底封锁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道路外，归根到底还是上述的分散弱小的土地之间对于航海与探索的渴望，或言之，即对财富的渴望——这就是西方人热衷于寻找马可波罗口中的“屋瓦铺满黄金”的东方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三

而至少在18世纪前，西方仍是羡慕中国的富裕。今天，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衰落在于明清的“封建黑暗、腐败落后”，但是，明清不是衰落了，而是对比于西方的发展而显得停滞，从而落后了！本质原因也不在于其所谓专制。人们对历史不了解的悲哀就在于活在了他人的解释体系之下，而没有亲自发掘其中的历史进程，以简单的记忆印象对过往整个时代“一言以蔽之”。

中国的长期大一统局面，使得庞大的国家内部可以通过官方手段来实现资源的转移和交换，即赈灾或京杭大运河的修建等模式。明清税收主要来自于地税（10%左右），低税收供应的只是对比于与英国相同官员规模的小政府。这也是为什么特别是清代的科举更加难成功，即基数太大、概率太小。因此，中国的农民对比于西方反而享有更多的自由，人们满足于土地上的劳作与其获得的收入，而没有相对于西方从事商业的更为强烈的动机需求。至于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尽管纺织技术对比于同时代的英国毫不逊色，但由于江南地区缺少重工业原材料，以至于不像英国一样，凭借纺织业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贸易资本积累，从而就地投入到对重工业的开发上。

而且，由于东西方的军事战争所应对的敌人不同，使得热兵器在西方得到更好的需求从而刺激重工业的发展。即中国应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在空旷的草原上，面对机动的骑兵部队，冷兵器的刀箭反而比笨重的火炮显得更为有效；而西方的战争主要是国家之间对土地的兼并，即对城堡的争夺，面对固定的防御工事，当然是重炮显得更有优势。

而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周期循环，就在于对土地的分配的问题上。朝代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变成流民从而流离失所，被迫要起义来推翻政权以重新分配土地。而之所以会每个朝代都不得不终究会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其本质原因就在于大一统的国家缺少应对持续的财政赤字的金融体系以维持现金流的周转。即和平年间，即使是地税收也可以保持国家的国库充裕，但国家迟早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军事侵扰或者是因皇帝本身的好大喜功而使得战争费用支出的剧升。在国家财政开始连续的赤字时，除了是发行贬值货币来人为制造通胀掠夺民间财富外，还有就是放开官僚阶层（士大夫本身就是地主）的土地兼并，从而把更多的土地资源“收归国有”，从而更好地提高土地税收。

四

时间来到了鸦片战争，即被看作是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开始。当时年清廷税收入为4000万两白银，超半数用于军费支出。简单的税收令明清发展不出像英国的强大的战时动员能力，虽然有超占世界三成的GDP,却在面对如鸦片战争的外力入侵时由于国库亏损（战争赔款和战争军费支出），只能通过卖官和加税的方法来扩充收入，甚至在咸丰年间搞“币制改革”，即人为制造通胀。低收入的官员俸禄和监督制度，助长了官员贪污的动机，这也是即使皇帝本人践行清廉（道光皇帝龙袍破了就补，拼命节省内库开支），也难以保证官僚们不贪污。而这也是鸦片之所以能流入中国，并非清廷不严格监管，而在于地方执行者面对鸦片贩卖带来的庞大利益，让他们甘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让鸦片流毒于国民。

而对英国等列强来说，对清政府的签订不平等条约不重于战争赔款，而是开通贸易的条约。过往，中国凭借茶叶出口是英国的顺差国，占据贸易优势地位，掌握着贸易主导权，后来英国通过鸦片改变了双方的顺逆差地位，但随着道光皇帝决意销烟，从贸易上杜绝白银流失和挽救国民之精神，而这也根本上触动了英国的贸易利益诉求，因此他们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大大降低英国商品进口和中国丝绸茶叶出口的关税，令中国失去庞大的贸易利益和成为英国的过剩廉价商品（毛纺织品等）的倾销市场——因为市场上洋布价格反而比自产布制品更低，消费者是逐利的。对于清廷而言，连续而巨大的战争赔款以及不平等的贸易条约令清国即使学习西方的制度也无法整合和发掘潜在的社会资源去保护及发展自己的新兴工业，从而陷入加重税收、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开源节流”）进而进一步紧缩的死循环之中。由此，中国在失去关贸等主权的情况下由于不独立的国家财政体系更是无法对抗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和保护自己民族企业的有效发展，而这也是“洋务运动”、“黄金十年”等失败的本质目的了。而作为第一步的鸦片战争的失败，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步错，后续皆错。

总结

因此，鸦片战争中清廷的失败不简单地在于火器舰船，而在于金融体系的落后上。

而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金融市场职能的发达，即能通过国家债券发行强化其战时动员能力，以弥补单一税收的不足，提高国家资本的周转能力（这也是明灭亡之时为什么李自成能在京师官员家中搜出上亿白银，因为不健全的国家资本周转制度让明清在国库亏损时依赖地税，从而加剧了小农破产和大地主和官僚的财富剧增，在财富面前，贪欲让官员抛弃了家国情怀）。

明清最大的缺陷在于其没有发展工业革命的动机和社会资源条件，它的失败不在于割裂了对枪炮、制度、文化的效法，而在于没有对比于西方的更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强大自主的政府才有了国家发展的真正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