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举全国之力搜集到不少王羲之真迹，交由褚遂良鉴别，可见唐朝时王羲之的真迹还是存世的，但是伴随着山河更替，王羲之真迹一件也没有了。
但是由于李世民的推崇，王羲之的许多作品在唐朝时被精细临摹传于后世，其中神韵依然让后人望尘莫及。
其中有一件王羲之行草书《游目帖》乃是王羲之50岁时写给朋友周抚的一卷行书神作，一直从唐朝传到近代，后来不幸流入日本，1945年在日本广岛轰炸中被摧毁。
直到2006年，中国文物出版社文物修复中心感于《游目帖》之珍贵，向日本二玄社请求帮助，复原《游目帖》。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馆等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人们终于利用当初的黑白影印版，对这一卷《游目帖》进行了完美的复原。
《游目帖》流传到明代大儒方孝孺手中之时，方孝孺曾为之写过一段精彩的点评：
“《游目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厉，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厉”正是对书法中阴阳变化，矛盾调和最好的诠释。其“中正平和”的美学风格，代表着中华文化最典型的，也是最高级的审美。
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如此推崇这卷《游目帖》便是因为“中正平和”的艺术风格是艺术的起点，也是艺术的终点；它是最好学的，也是最难学的。不论要追求长枪大戟还是秀逸俊美的，“中正平和”都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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