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斯当论僭主政治

简而言之，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的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被政府而没有堕落，那么它的处境还有改善的可能；幸运的机会一旦出现，它不会辜负这种机会：专制制度至少给人类留下了这种机会。腓力二世的统治和阿尔巴大公的绞架都没有使勇敢的荷兰人堕落；但僭主政治在压迫一个民族的同时还要使它堕落。它要使它习惯于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自己过去瞧不起的东西，它还使它作践自己，而且，无论僭主政治多么短命，它都会使所有的自由和所有的改革变得不可能——即使在它垮台之后。康茂德被推翻了，但古罗马近卫军把帝国拍卖了，而人民服从了买主。

回想那些被歌颂了千百年的著名僭主者，惟一让我感到不解的事情，就是人们对他们的赞赏。被称为奥古斯都的凯撒和屋大维是这种典型：他们从屠杀罗马的所有显贵开始，接着又贬斥仍然保留高贵特征的一切，结果把世界拱手让给了维特利乌斯、图密善、赫利奥加巴卢斯，最后还有哥特人和汪达尔人。

（法）邦亚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4页。

密尔论专制

好的专制制度完全是一种虚假的理想。它实际上（除了作为某种暂时目的的手段）是毫无意义和最危险的奇异想法。以毒攻毒，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奥古斯都的专制政治使罗马人为提比略作好准备。假使罗马人性格的整个风格最初没有遭到近两个时代的温和奴隶制的磨损，他们可能会留下足够的勇气反抗更可恶的奴隶制吧。

（英）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