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儿女前的两副面孔

原标题:梁启超在儿女前的两副面孔作者： 胡跃生

在儿子前，梁启超往往显出一副不苟言笑的严父面孔；在女儿前，他又通常变成另一副春风细雨的慈父形象。

梁启超膝下育有13个孩子，除长子无名氏、六子思均、八子思同、三女思静早夭外，次子思成、三子思永、四子思忠、五子思达、七子思礼，长女思顺、次女思庄、四女思懿、五女思宁，共有五子四女长至成人。这是一个不错的比例，但梁启超向长女思顺抱怨“男党太盛”，在他的心目中即使在数量上女孩也不能逊于男孩。他确实从不掩饰对女孩的偏爱。

梁启超显然是一位“穷养儿子富养女”的践行者。作为现代思想启蒙者，他也是开家庭教育风气的先驱。

男女平权属于现代社会价值观，“富养女”则是基于男女平权的衍生意识。不过人们对“富养女”从来都有认识误区，即把“富养”理解为放任娇宠、不惜破费以满足女孩的愿望。据此，有人质疑“富养女”是女性歧视，完全漠视男女平权，既然生男生女都一样，干吗要倾斜天平“富养女”？须知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基本笼罩在男权之下，男女不平等是常态，男尊女卑成为基本的命数与格局。理论上，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绝对处于下风，成为弱势群体，即使在早已实现男女平权的当代西方社会，但凡政治人物谁都不敢公开发布歧视女性的言论——这恰好反证了女性弱势的巨大社会惯性，男尊女卑的社会积习总会或显或隐地影响女性的前途与命运。有鉴于此，于情于势，选择“富养女”恰好是矫正与降解男女不平等的有效手段。

如何实施“富养女”？梁启超有两个着力点。他一向认为女孩与男孩无异，能成为有用之才、能贡献社会。基于此，他不仅让女儿接受教育，而且是接受最好的教育。1912年民国肇始，各方政治力量力邀他从速归国，10月5日梁启超终于回到天津，但他并未带眷属儿女，因为长女思顺正在神户进行一系列的大学课程学习，他专门礼聘了多位名师做家教，如津村、田崎、武田、泷谷、长泽、刀弥馆等，为女儿讲授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宪法学等课程。为了女儿的学业，他牺牲自己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一再推迟家人返国的归期。

1925年，次女思庄未满17岁就被梁启超送到加拿大一流大学麦吉尔大学就读。梁家子弟进好学校，接受优质教育当然不限于女孩，但见诸文字记载，谈论女孩教育的明显多于男孩。此外，梁启超对女孩的态度，堪称温润细腻，无论从政生涯如何繁忙，或从教做学问如何从容，他从不忘记格外关爱女孩，总给她们买买买，如书籍、衣服、文具、首饰，或带她们玩玩玩，每到一处好地方，总爱在家书里说“恨不携汝辈同游”。

梁启超给女儿思庄的家书

1923年在写给思顺的家书中梁启超写道“昨日在南开讲毕，思永、思忠留校中听别人讲演。我独携思庄去吃大餐。随后你妈妈把思达、思懿带来，吃完后五个人坐汽车兜圈子到马厂一带，把几位小孩子欢喜到了不得……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让他们关在家里哭一回。思达说他要加入女孩子团体，思庄已经答应他了。”对女孩的偏爱溢满字里行间，梁启超的“富养女”就是给女孩优秀的教育与优渥的生活条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女孩出入名校，让她们知道自己并非只值一个LV包包。

另一面，梁启超丝毫不掩饰对男孩的严厉。

1912年底他给思顺的信中写道“日来颇有意欲令思成往青岛留学，汝叔主持尤力，其实吾十二岁即离父母独学于省城，明年思成十四矣，有何不可？”“思成往青岛彼自愿否？吾观汝如此长大，尚像吃奶孩子一般离不开爹妈，彼乃能耶？”当然，“穷养儿子”重点在于通过相对严厉的要求和比较粗粝的生活培养男孩的意志与果敢，而优质教育男女都一样，那是必须的,否则哪有“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更厉害的是梁启超在孩子们中间树立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家姐模范——思顺，让所有的孩子效仿她，因为同一辈分，在孩子们的眼里榜样是可望可及的。两副面孔加树立示范性的大姐姐，无疑是梁氏成功家教秘诀之一。

（作者是暨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著有《细看达·芬奇》，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校注有《梁启超家书校注本》，已由漓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