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相攻
南匈奴单于呼韩邪二世在向东汉朝廷提出内附要求的时候说，愿意做“汉之蕃蔽，捍御北虏。”
何为“虏”?虏本是古时中原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譬如胡虏。呼韩邪二世把自己的同族称之为“虏”，说明他已经把北匈奴引为异类。
经过多年的战争，阴山南北的匈奴人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阴山以北多为荒漠，匈奴人主要生产方式为游牧，逐水草而行，兼营抢掠的强盗营生，而阴山以南，特别是移居沿边八郡的匈奴人，虽也主营畜牧业，但也从事耕作，还不时受到汉朝廷的赏赐、援助，差不多可以自给自足，甚或是筑城而居。这样的条件下，南北匈奴应该是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至少在呼韩邪二世和普奴单于之间，应该是这样。
呼韩邪二世已经不自觉地慢慢接受了“夷夏之辩”的思想。
我们再来看看“夷夏之辩”。所谓“夷夏之辨”，就是分清汉族和少数族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制度。夷是指周边少数民族，即四夷(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夏是指诸夏，即中国。中国是礼仪文教之邦，四夷则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夷秋野蛮成性，时常侵挠中国，故儒家自圣王孔子以来无不重视“攘夷”、“治夷”。夷夏之辩的根本原则是不能以夷变夏，所谓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执中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
本质上讲，“夷夏之辩”就是个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这种民族文化认同，对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以地域关系来辨别夷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与夷狄地缘关系被打破，礼义文化则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
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夷夏之辨”思想也有了发展。一千多年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从后来的匈奴人被汉族同化的历史看，所为民族之别，不仅仅是血统之别，而更多的是文化、地域、习俗之别。
后汉之刘渊，为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少年时代，酷爱读书，《诗经》、《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又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汉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五胡乱华之后，中国的匈奴人，作为一个民族已经消失。哪里去了？被汉人同化了。
呼韩邪二世正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呼韩邪二世三年（49年）春，呼韩邪二世比为了扩展势力，同时也为争取朝廷更有力的支持，派遣其弟左贤王莫率一万多骑兵攻打北匈奴普奴单于的弟弟奥鞬左贤王。
北匈奴经过连年灾荒，实力大大减弱。哪里还能抵抗受到东汉支持的南匈奴的打击？
奥鞬左贤王大败，被南匈奴左贤王莫活捉。
莫乘胜继续向普奴单于进攻，击溃了普奴单于的外围部队，合并了普奴单于的一万多部众，虏获七千匹马，一万多牛羊。
普怒单于大惊。其时他还受到了归附东汉朝庭的鲜卑、乌桓的攻击，在王庭已经站不住脚，急忙引兵向北撤退，退却一千多里。
见大势已去，北匈奴奥鞬骨都侯和右骨都侯率三万部众向呼韩邪二世投降。
由于南匈奴忽视了对被俘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这年夏天，被俘虏的北匈奴奥鞬左贤王又策反了南匈奴的五位骨都侯，率其部众三万多人反叛，向北匈奴王庭方向进发。
在距离北单于王庭三百多里的地方，他们得到了普奴单于北撤的消息，便一同拥立奥鞬左贤王为单于。
然而，一个多月后，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内讧，互相攻打，三万部众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三千人。五位骨都侯都战死，左贤王也自杀。剩下五位骨都侯的儿子们各自拥兵自守。
呼韩邪二世四年（50年）冬天，这五位骨都侯的儿子们又率部众三千人投奔南部。
北匈奴普奴单于接到消息，派军队追击，将他们全部俘获。
呼韩邪二世派军队迎战，却被战败。
为确保南匈奴王廷安全，光武帝刘秀再次下诏，让南单于呼韩邪二世自云中移居西河郡美稷县，这里水草丰美且离汉朝大部兵援较近，比较安全。又命段彬、王郁留驻西河护卫南匈奴，命西河长史每年冬天带领二千骑兵、五百免刑囚徒协助中郎将护卫南单于呼韩邪二世，冬天屯驻，到夏天时撤走，从此成为常例。
呼韩邪二世移民西河郡以后，依旧设立诸部落王，协助汉朝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诸部落王全都率领部众为郡县巡逻侦察，与汉朝军队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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