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的是，可能和很多读者直觉相反的是，专家治国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可能成功的模式。
哈贝马斯的预言是，专家治国非但不会把意识形态变成一个科学决策，它只可能把科学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实话说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佩服他。
在我眼中，这个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他的悲剧程度可能和俄狄浦斯王伯仲之间。一个专家越是善良，越是勇敢，越是自信，就会如飞蛾扑火般投入这个过程。然后被烧得精光。最后被丢入耻辱的深渊，肉体和精神被双重毁灭。
本文前半部分将从理论和实践中阐释为什么专家治国模式行不通。而第二部分我想分享彼得-帕尔钦斯基的故事，这个苏联专家身败名裂的故事将从微观角度诠释这一点。
哈贝马斯有个看法，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一个国家如何合理使用自己的财富和财力，决定了政治的合理性，而如何征集财富和财力，是它合法性的体现。
也就说，一个国家如何组织，收集财富，是取决于它当前的合法性。而收集完财富怎么使用，增么创造更多的财富，是他合理性的体现。
这点其实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把上面的财富/财力变成生产力就可以适用。实际上大部分封建主义国家，把财富和财力变成耕战，也可以适用。
那么一个最直觉的看法是，既然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两个分开的步骤，那么理论上我们分开找局部最优解就好了。
比方说我在使用财富上找到最好的“专家”，然后我在收集财富上，找到另一个最好的“专家”，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事情做的漂亮点，搞个委员会，两方专家坐在一起开会，以讨论的方法来完成这个事情不就好了么？
但这会产生第一个问题，一个无解的问题，最合理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合法的。也就是说，一个效率最高的东西不一定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整体最优和局部最优不是一个概念。
举个例子，假定存在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允许国家的一部分实现15%的GDP增速，而另一部分的GDP增速是5%。专家经过测算，认为这是对于国家整体最优的解法。也是合理性最大的做法。
而这时候，负责合法性的专家（他们往往来自税收，警察等强力部门）会面露难色，他们会表示增速更慢的地方会遭受更大的阻力。这不是合法性的最优解。
在历史的某些阶段，负责合理性的专家声音会占据上风。但这些专家只能解释整体上这个方法是最优的，增速是最快的。在局部的合理性问题上，尤其是在局部的合法性问题上。这些负责合理性的专家往往会用代偿方法来解决。他们会把合法性问题，用合理性去解释。这是一种曲解。比方我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国家，长期存在区域间的增速差异，他可能会对增速慢的地区说“你看我们整体的增速还是很快的，综合的国力在蒸蒸日上，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
这种解决方法同时创造了三个矛盾：
- 整体和局部的矛盾
- 现在和未来的矛盾
- 专家内部的矛盾，因为负责合法性的专家不可能相信合理性的解释
所以综上所述，当你尝试用专家治国，给社会找出合理性的最优解的时候，它会不可避免侵犯一些合法性的问题。当你用未来的合理性许诺，给当下不合法寻找代偿的时候，你要知道未来有一天会到来的。先富总有一天要带动后富的。
同时更重要的，它会创造内部的矛盾，你如何可以让一群人长年累月放弃自己当下的收益，去追求一个长期的目标。信心为什么比钻石更宝贵？因为信心是让大家放弃当下的合法性诉求，放下区域的合理性诉求，去追求长期，整体的合理性。
合理性的第二个问题，是更可怕的。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假定有一个政策，你知道对100%的人都有好处，但有80%的人觉得他是个非常糟糕的政策。你是用合理性去压服所有的不同意见，告诉那80%的反对者，你们都是错的，听我的就好了。还是用合法性去迎合那80%的人，相信后人的智慧？
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往往都是在大量劳动力支持下，由少部分人灵光一现发明的。意味着这个世界有些时候最优解，不一定是最多人接受的解。合理性专家经常曲高和寡，在他们最需要群众支持的时候，在他们找到一个创世纪的发明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最需要一个合法性的加持，他们需要走到群众里面去，但他们如果一天到晚在群众里面，可能又变成了一个合法性专家而不是合理性专家。
最后用技术专家治国还有个衍生问题也在这里，在当前的世界教育结构下，我们没法民主选举专家，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到10%，美国是全球最高也就20%，我们要么否认一些人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要么忽视一些人的诉求，要么就要创造一个“技术信仰”，让所有人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相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就是正统。这个问题比较不明显，但确实是存在的。
最后，你想体验一下合理性专家的感觉么？假定你有一天知道了内幕消息，知道明天开始有一个股票要连续涨停10次。这个时候，你在某个层面上就是个技术专家了。
你是自己偷偷摸摸把钱赚了，还是跑到交易所门口，遇到人就告诉他这个信息，然后被当做疯子抓起来。
这个例子可以帮你理解，效率与公平有时候无法兼顾，无论在你的内心，还是你的外在都是如此。
那么合理性专家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合法性专家是否可以呢？
比合理性专家好点，合法性专家负责从定义上，就是负责收集社会财富的，他们往往不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某种意义上，由于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他们更站在公平那一边。
哈贝马斯觉得合法性专家不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只有政治商谈才能保证政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他觉得只有人人都参与的互动才能保证合法性。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现状，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不是历史的现实。
合法性就体现在对于社会财富，社会生产力的收集效率上。缺乏合理性专家，只是没法把收集来的资源高效应用，但持续的收集并保证系统的稳定是没问题的。实话说，如果世界上只能留下一类专家，理想主义者会留下合理性专家，但现实主义者会留下合法性专家。存在就是一切，一切就是存在观点有很多人可能没听过，但在生活中反而是践行这个理论的。
下文中我们要讲到彼得，帕尔钦斯基，他就是一个合理性专家。而他所在的苏联，在1975-1985年，就经历了一个合理性向合法性让步的过程。
我们知道，合理性专家生存的土壤往往是持续增长的财富，持续增长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功绩，也是他们的勋章，也是他们的土壤。一旦这个土壤消失，他们就会像帕尔钦斯基那样被质疑，他们的举措会让步给合法性。
举例而言，如果你是一个投资机构，你们机构里面有两派投资者，一派认为利率债就是垃圾，要喝最烈的酒上最高的山。一派认为将来经济肯定是不行的，还是稳稳的幸福最重要。前者就更像是合理性专家，努力赚回来更多的钱，完成最高的投资效率。第二派就更像是合法性专家，尽可能赚回来更多稳妥的钱，完成对社会基本无风险收益率的收割。
在2020年4月-2021年秋天，喝最烈的酒上最高的山肯定是开心的，但等他们上到了2600米的贵州茅台山，和700米的宁德时代山，他们就笑不出来了，他们的权利被让渡给更保守的人。
社会经济增速下降 – 社会思想趋于保守 – 实行更加保守的经济政策 – 社会增速下降是一个循环。
以前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无风险收益率可以掉那么快，从6%到1%不到十年。后面我理解了，合法性是不可动摇的基石，所以合理性侵蚀合法性的时候，是缓慢的，犹如价格上涨，伴随着大量的回撤。合法性侵蚀合理性的时候，是在危机中的自救，是迅速的。犹如价格的下跌，往往就是几天到位。
在苏联解体后，最能维护社会稳定的警察系统，也是最有效的合法性专家们掌握了社会的权利，实际上也只有他们可以拯救当时摇摇欲坠的俄罗斯。但这种故事的结局，就像是俄罗斯从1990-2020年的发展一样，缺乏合理性专家的帮助，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慢，最后落后时代。
其实清王朝就很像是一个主动排除合理性专家，把技能点都加在合法性上的集体。如果没有外部压力，他们其实完全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本国内部，合理性专家往往干不过合法性专家，但在国际层面，外来的先进国家合理性专家，往往可以把落后国家的合法性专家干得叫妈妈。本质上，一个国家应该兼顾稳定和发展，负责发展的专家在负责稳定的专家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无论如何不该像清王朝迁界禁海那样把他们都消灭掉。你是可以欺负国内的合理性专家不会拿刀，但你挡不住外来那个合理性专家，虽然他在他的国内也干不过他们拿枪的合法性专家，但消灭你一个拿刀的合法性专家还是轻而易举。
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哪方面的专家，都无法单一承担起治国的能力。最好的情况是兼顾的，这也意味着，这个世界不会有纯粹的政治问题，也不会有纯粹的科学问题。
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帕尔钦斯基的故事。
彼得帕尔钦斯基出生于1875年，在1900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矿业学院，在1905年参加革命，两年后流亡欧洲。帕尔钦斯基参与革命但本质上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欧洲与克鲁泡特金交往密切。
帕尔钦斯基一方面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在一战时期回到沙俄，发展战时经济，在十月革命的时候他显然是个反革命。担任东宫防守司令。可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就是被炮打司令部的那个人。
但列宁非常看重他，把他从监狱里面捞了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即便到了1928年，苏联1万名工程师里面，只有128个人是苏共党员，这个过程中，如果要重建经济，这批意识形态不同的工程师显然是团结对象。
帕尔钦斯基的爱国情怀，民族主义底色，职业信条可以用两句他自己的话形容。
没有对公民责任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权利的意识就没有工程师；何时何地任何一个工程师都不应该说这些或那些社会问题与己无关。
“面对历史和孩子们俄国工程师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当国家灭亡，道德和物质的价值被消灭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您又将做些什么？”工程师不仅负有职业责任，而且负有社会责任，应该在关键时刻为国服务。
可以说，这个观点代表了很多技术人员和苏联当局合作的精神。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家国情怀，对于自身的骄傲让他们加入了这个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帕尔钦斯基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应该上升。
他认为工程师应该同时拥有更高的社会待遇和物质待遇。在1921年，处在经济发展关键阶段。列宁满足了他。
１９２１年８月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提高我国工程技术知识水平和改善工程技术人员 生活条件的措施》的决议，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了 技术专家拥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在满足了更高的社会待遇之后，帕尔钦斯基要求把科学技术提高到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地步，这就是哈贝马斯说的，当你尝试用科学去解决政治问题的时候，科学自己就变成了政治问题。
1926年，帕尔钦斯基给李可夫写信认为“本世纪是国际技术的时代而非国际共产主义时代，我们需要技术国际而非共产国际”。
在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时候距离斯大林上台已经不远，帕尔钦斯基竟然敢说这样的话，真是令人咋舌，但回到那个年代，和斯大林争夺最高权力的布哈林同样认为未来是属于管理工程师和工程师管理家。可以说，这是专家治国最开始的理论和现实尝试。
在帕尔钦斯基高调宣传工程师治国两年后，一个发生在顿巴斯煤田的事件改变了整个历史，顿巴斯的一个矿井爆炸，虽然事后被查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很简单的机械操作失误，但在短期内，被打上了里通外国，认为工程师和外国势力勾结破坏生产，接受所谓的“巴黎中心”的指示破坏顿巴斯的煤田。
很多年后，这个事件被认为是一次转移矛盾的事件，当时广大劳动群众对鼓励追求工业化指标的领导人不满，而这个不满必须被转移，执行工业化的领导成为了最好的替罪羊。当然另外一种声音说帕尔钦斯基反对一五计划，我自己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因为不管执行什么样的工业化计划，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苏联都是进步，而且都只能靠他们那群工程师完成。
帕尔钦斯基在被捕后，被指控为“反苏工程中心”，在经历了一整年的折磨之后被秘密处决，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像自己的工程师同僚那样屈打成招，他甚至没有逃往国外，虽然它有过几次机会，某种意义上，苏联可能是希望他跑掉的，因为可以坐实罪名。
在经历了一切的冤屈之后，他的遗言是：
我的位置就在这里。我们应该保护和巩固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遗产，这是每一个还没有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和处决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坦率地说，现在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重建国家，只要他们决定结束破坏并转向积极的建设。
总结一下，帕尔钦斯基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苏联准备发展经济的初期，工程师资源非常稀缺，苏共与他们合作。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两个最大缺点体现了，第一个是喜欢搞特殊化，第二个是喜欢把科学放在比政治更重要的地方。
然后在群众对于工业化发展进度或者劳动强度不满的时候，当这种不满开始朝向苏共的时候，帕尔钦斯基被很快当做替罪羊丢了出来。
帕尔钦斯基在生命的最后，还是说“现在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重建国家，只要他们决定结束破坏并转向积极的建设”。你要说他不合作不爱国那也过不去。
从帕尔钦斯基之后，苏联的合理性专家开始明白要怎么与合法性专家合作。绝对不要说什么“技术国际来取代共产国际”的事情。
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的道理，很多时候，社会的发展不是均衡的，每个人天生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研究神学的人觉得上帝存在，工程师觉得产品是工厂的生命线，搞艺术的人觉得体会自然之美比一切都重要。我们社会是一个集合，当我们用一方面的专家去管理一切的时候，我们自然要牺牲一下部分人的意见。很多时候，当专家们站在霓虹灯下的时候，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代表的生产力是最高级的，他的洞见是敏锐的，但他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
良好的社会是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中寻找中间点的。一个很反直觉的事情是，一个可能带来最好结果的事情，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
举个例子，喝多了可乐对身体显然是不好的，但你觉得禁止一切可乐是个好事情么？我们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有些人就是喜欢牺牲自己身体换几秒钟快感。
所以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可以跟释然去看待，我相信共和国吸取了足够多苏联的教训，不会犯下同样的错误，无论是1921-1930，还是1975-1985。
最后我想分享两句话：
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用科学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是徒劳的，一些社会矛盾，不是通过科学发展技术发展或者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的。终有直面这个问题的一天。
对于合理性专家，他们和合法性专家的合作用一句话就可以形容：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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