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以后，蒋对地方实力派的挑衅，大多采取妥协、调停的方法以谋解决。如蒋所言:“余平生颇自谓有胆而能言，近则再四与人详商，亦欲曲尽人情也。”1933年8月26日，蒋介石思考对地方实力派的羁縻政策，“一、张（学良）来中央；二、刘湘扶助；三、对冯（玉祥）限制；四、对阎（锡山）放任；五、对孙（连仲）联络；六、对杨（虎城）领导；七、对韩（复榘）督察；八、对于（学忠）培植；九、对商（震）、庞（炳勋）、傅（作义）提携”。1932年10月16日，蒋在日记中记：“粤陕鲁各事皆可使政局随时动摇，余惟有照预定方针，而先整顿范围所及之区而已，盖划定范围把握重心而集中时间与精力以为之，是为科学办事之方法，吾身体而笃行之可也。”19日记：“鲁事未了，川战又起，闽粤桂黔皆酝酿内让，陕甘二省亦不能安定。而强邻伶俄则眈眈虎视，我国局势殆哉危乎。然我中央如能专心整顿内部，确定不参加内战政策，则对内对外，皆有余裕。”每当遇到地方内争时，蒋反复提醒自己，务必坚守“科学办事之方法”。
1．平定福建事变
当国民党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时，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以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代表的第十九路军，移师福建，参加对红军的“围剿”。第十九路军的前身是北伐时期的第四军第十一师，九一八事变后，以粤方请求调驻京沪卫戍部队。他们厌恶内战，积极与驻留香港的胡汉民联系，合谋“讨蒋抗日”。1933年3月，蒋光鼐派李章达赴粤，谋求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签订三省联防约章草案，继而又与陈铭枢同赴广州，商议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探讨三省独立事，准备由福建出兵进攻浙江。陈济棠首鼠两端，犹疑不决，三省的“反蒋抗日”计划无法付诸实施。9月、10月，蒋光鼐、蔡廷锴派人去中央苏区，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初步协定。
11月，蒋介石对蒋光鼐、蔡廷锴的反蒋活动有所察觉，于17日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责令其表态。蒋光鼐、蔡廷锴不得不仓促行动。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及“第三党”，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亮出了“反蒋抗日”大旗。
不过，福建事变并没得到中共的积极支持与响应。博古认为：“他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只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精神领袖胡汉民也不愿出头露面，掌有两广实权的陈济棠对联合反蒋极不热心。12月25日，胡汉民发表《对时局宣言》，对福建和南京双方都进行批评，表现出“超然”的第三者立场。他一面谴责十九路军，一面又数次通电，制止南京方面的军队对福建的进攻。
面对福建事变，蒋介石雷厉风行，积极应对，12月中旬派十余万军队进入福建，先后攻陷延平、水口等地。1934年1月14日，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撤离福州，抵达龙岩。十九路军在南京中央军队的打击下，已完全处于劣势，很快失败。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部队被肢解派往各地。据陈红民先生研究：蒋介石成功镇压十九路军，增强了以军事手段对付地方实力派的信心。虽然他未乘胜对两广用兵，两广却直接感受到了南京方面的更大压力。两年半后，两广发动六一事变，也走上武力对抗南京的道路，所用的“反蒋抗日”口号与福建事变亦基本相仿。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于1935年在香港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组织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办有《民族战线》等报刊，宣传抗日反蒋。
2．解决两广事变
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中，西南地方实力派是推进统一的主要障碍，它由粤桂实力派与胡汉民等元老派结合而成。自北洋政府时期，西南川、滇、黔等省就处于半独立状态。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仍在延续且时有武装冲突。宁粤对峙结束后，冲突相对缓和。蒋介石对粤桂虽有武力解决之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具体的军事行动，主要运用各种权谋，或联桂制粤，或入湘制桂、入黔制桂，或对广东内部进行分化等。1934年7月蒋对粤方极度不满，在日记中写道“粤非速征不可”，又很快决定：“政治解决广东，以武力为后盾。”(181)南京中央既然避免采用武力征讨，西南当局也不轻易用兵，武力反蒋难以得到其他地方实力派的附和。
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西南顿失重心。蒋介石向粤方提出交还军政大权的条件，引发了两广事变。7月1日，蒋介石讨论处置两广方针：“应以和平为宗旨，用政治手段解决之；但态度不能不严正，应责其服从中央命令，统一御侮也。”在蒋的分化策略之下，陈济棠离开广州，尔后蒋介石派大军紧逼广西，经程潜、居正等人调解，蒋桂达成妥协，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3．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北方的实力派主要是冯玉祥及其旧部。中原大战后，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代表的北方实力派均遭重创。但阎、冯的处境却不尽相同。阎锡山一度被逼下野，在蒋介石内外交困之时，重新返回太原，出任山西绥靖主任，主持晋绥两省。冯玉祥则基本丧失了对西北军的掌控权。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1932年5月，冯玉祥自己主持北方，计划联络韩复榘、宋哲元等旧部，而由胡汉民等西南方面出面，联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实力派，南北呼应。胡汉民于5月5日复函，表示只要北方有所举措，南方同志一定竭诚襄助。胡汉民非常重视华北和西北的反蒋抗日活动，和孙殿英、杨虎城等暗中早有联系。胡汉民任命熊克武为“新国民党”上海地方干部委员时即曾提出，北方工作重要，希望柏文蔚和熊克武能参加负责。胡汉民在天津成立北方军事委员会，熊克武即衔命北上，访问孙殿英、阎锡山等人。不过，北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并非铁板一块。据陈红民先生研究，北方实力派中的阎锡山、韩复榘都加入了胡汉民成立的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新国民党”，但除了那些没有固定地盘的冯玉祥、方振武与孙殿英等实力派外，其他人则相当暧昧，实际上更多的是投机和观望。
1933年初，冯玉祥等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察哈尔，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西南方面曾给予了坚决的支持，方振武率部从华北赴察省参加同盟军，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指挥，参与收复失地工作。同时，方的3万部队全体加入由胡汉民组建的“新国民党”。8月，冯玉祥被迫去职后，吉鸿昌、方振武通电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事业。不久，在蒋介石的分化之下，抗日同盟军瓦解。
4．强化控制省政
在分化与瓦解地方实力派的同时，如何平息各省冲突，强化省政控制，也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南京政府的各省内部，为争夺省权、军权而进行的各种纷争乃至军事冲突持续不断。诸如陈济棠与张惠长、陈策因统一广东海空军而发生的纷争；山东的韩复榘与刘珍年之争；四川的二刘大战；贵州的王家烈与犹国才之争；新疆盛世才与马仲英、张培元之争。在中央政府的分化与瓦解下，各省冲突逐渐平息，湖南、山东等省纷纷向南京中央靠拢。
以湖南省为例，训政初期的湖南介于全国最大地方军事实力派粤桂与国民政府中央之折冲要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争夺之对象。如果国民党中央政府能对湖南施以有效控制，则可以此为基地渗入云贵乃至川康，图谋西南，实现政令畅通，完成国家统一。
1929年3月20日湖南省原主席鲁涤平被驱后，由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出面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在南京中央政府与桂系等地方实力派的博弈中何逐渐倒向南京。何键跟随湘军名将唐生智得以发迹，通过对共产党等革命组织残酷的打击而扬名国内，逐渐在湖南确立了至高地位。在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中，何键参加了对桂系的战争。何键在此后的蒋冯战争及中原大战中，均稳住了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不久列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此后，何键为其地位的巩固，不遗余力在湖南组织“清乡”和“剿匪”，使湘省大部分地区恢复了旧秩序，成了全国的“模范省”，而紧邻的江西和湖北却有大片“红色根据地”。
在宁粤对峙过程中，何键尽量避免得罪任何一方，认为湖南“因地势关系，处境常感困难，惟我们应抱定两种方针：第一，肃清……患；第二，巩固湘局安宁”。何键要求在粤桂与南京中央的冲突中谨慎行事，以保证地方的安宁。9月21日，何键电呈蒋司令：“蒋宜先清内乱再用兵外御。”此一行为表现出了对蒋的支持，对反蒋政治派别有所交代，又尽量不拂蒋之颜面。
因何键“剿共”表现较为积极，1934年3月14日蒋决定“电奖芸樵”。蒋在分化各省的策略中，明确“连桂不如连湘也”。甚至，蒋在与何键的谈话中，均小心处置。1934年6月2日，何键来见蒋，蒋记道：“晨起见芸樵，谈别辞多失检也。”
不过，何键并非完全听命于南京中央政府。随着“剿共”等军事行为的开展，何键以此为契机，整顿民团，建立全省保安司令部，自任司令，民团不再按地区划分而是按编号整编，大力扩充军队的数量，提高军队的质量，重建新式湘军。1936年，何键领导的湖南武装已拥有5个师和独立旅，4个补充团，24个保安团，5个保安营，总兵力达10余万人。何键还擅自建立湖南空军，购买美国飞机14架，开设航空训练班，高薪聘请驾驶人员，俨然具有建立湖南独立王国的架势。
蒋介石一度考虑彻底解决湖南问题，“先解决湘事，故中央与西南各方皆取和协态度”。至于何时解决湖南，蒋一直举棋不定。1934年12月11日，蒋决定“对桂妥协办法”，即“对桂以礼卿，负责运用和缓，黔省不驻重兵，以安桂心”。蒋使桂系安心之后，便加紧控制湖南。1934年秋，蒋介石抓住了湖南动用空军运毒贩毒事，将当事人黄飞枪毙，致使何键不得不遵令撤销湖南航空处，使其无法过分迷恋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
1935年10月25日，蒋写道：“湘警察保卫队应从速整顿。”蒋欲全面整顿湖南，并调离何键。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发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抗日口号，调集各路军队奔赴抗日战场，命令何键拥有的所有部队（包括大部分保安团队）倾巢离湘，以师为单位分割调动，交苏浙赣皖等省军事将领直接指挥，开赴前线。淞沪一战，何键苦心经营的湘军大都战死沙场，全部瓦解。1937年11月何键被调离湖南，改任行政院内政部长。此后的湖南成为中央政府彻底控制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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