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时者与造钟人

为人母十二载，从开始的照搬书本到后来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做个好的母亲一直是默默努力的目标。温斯科特说“足够好的母亲”，所谓的理解、包容、共情、不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孩子身上等等，心理学上对母亲的要求很高，她决定着一个孩子的幸福程度。但是，每个母亲也是从孩子而来，半生风雪岂是区区奶娃就可抖落的，于是成为“足够好的母亲”一直是梦想，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十二载倏然而过，我也没能成为自己预期的足够好的母亲，但是在听了吴伯凡的“什么样的领导是好领导”后，小有感触，诉诸笔端。

文中提到《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领导者有两种，一种叫报时者，一种叫造钟人。报时者就是别人不知道时间，而他知道时间，他告诉别人这个时间该干什么事。造钟人却是他不扮演指路明灯，而是造出一口钟或者很多口钟，放在组织里，大家看着这个钟就知道现在几点该干什么了。报时者的风险在于对个人的过度依赖，如果报时者出现差池，比如迟钝感知时间，或者报时者消失，则组织陷于坍塌。而造钟人的优势在于组织里的个体依赖个体自身对于时间的感知，钟是客观存在。

将这段话应用到家庭中是不是就是父母是做一个事无巨细的指挥者，还是做一个发挥孩子主观能动性的陪伴者；父母到底是自己做报时的表，还是给孩子自己配一口钟？基本的判断，大多数人一定知道选择后者，但是我们却往往做了前者。我们称呼有钟的孩子叫做自觉的孩子，而那些需要三叮五嘱的孩子是不自觉的孩子。可是自觉或者不自觉不是由谁来感知时间，谁来安排时间决定的吗？说到底其实我们都曾经是那个报时者，因为我们在帮助孩子感知时间，或者我们一直是报时者，我们不相信孩子对时间的感知，那钟到底如何能造出来呢？

第一口钟 父母不全能

文中讲到了不同的领导者的类型，但是说“如何判断一个卓越的领导人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敢于或者习惯于说‘这个我可不懂’”，文中举的例子是华为任正非，说肖钢视察华为问起华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任正非答是IPD。又继续问IPD是什么？身旁的轮值CEO徐志军说“我们老总除了知道IPD三个字母，根本不知道IPD到底是什么”。任正非的回答是“我本来就不懂，这又不是我要管的事情，这都是你们要管的事情啊。”这是任正非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角色，而是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

放之于家庭，就是父母是否会敢于或者习惯于对孩子说“这个我可不懂”。作为父母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或者我们在家庭中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权威，而往往忽略了家庭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而权威却可能是成长的羁绊。如果我们可以在不懂的时候敢于告诉孩子“这个我可不懂”，是不是至少创造了一个可能性，让孩子去把这个不懂自己搞懂，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直接告诉他的答案，和他自己去查询的答案至少会产生两个不同，一，父母不是全能的，人都是有认知边界的，只有认识到个人的不足，才能谦卑对待他人。二，问题是可以通过自己去解决的，连父母也不懂的问题，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答案，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疑惑，也提高了自我解决问题的积极性。我们能不能做全能的父母？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全能的。也因为我们的不全能，所以为孩子造了一口钟，提醒孩子在遇到不懂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做。

第二口钟 父母不全对

文中同样还举例到领导者一开始做正确的事，但是做着做着，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时候，就自觉不自觉的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正确的标签。于是从做正确的事，变成了他是正确的人，然后做的事情就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确性。

每个父母斥责孩子的错误的时候都隐隐有个潜台词，你这么做不正确，我说的这样才是正确的。就事论事当然有可能，但是父母是不是都正确这不是显而易见吗？但是我们通常都逃不掉去维护自己的正确性。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从害怕犯错的孩子长大的，因为犯错之后有父母凶神恶煞的斥责，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女混双，还有可能没饭吃没零花钱用，好容易逃脱那个枷锁自己说了算，自己来判定谁对谁错，自己可以成为上场单打双打的选手了，哼哼，绝对有种千年媳妇熬成婆的大快人心。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其实养儿方知父母自以为对也未尝不可。所以维护我们自身的正确性绝对是有不自觉的成分在，这是我们认知的陷阱，可躲几次是几次，又没说我们做了父母就一定能重新做人，能够完全避开认知的陷阱。那让孩子认知道父母的不全对，也是增加孩子对正确与错误的认知，更是增加他对不正确后如何处理的认识。你怎么处理自己的不正确，也就是为孩子造一口怎样的钟。

到底是做报时者还是造钟人，孰优孰劣倒是清晰，但是每个造钟人都是从报时者走过来的，谁没每天报时，将睡梦中的娃从床上拎起来，谁又不会造个钟，让孩子自己知道回家就写作业呢。大的钟小的钟，大的表小的表也都是需要客观存在的，能不能做足够好的父母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那就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