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朝凤》与达斡尔族曲棍球——现代化生存与文化的失落

1

由《百鸟朝凤》想到的

最近电影《百鸟朝凤》因为出品人方励在视频里的一跪而火了，名导们纷纷表示支持，院线也增加了排片量，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晒出了票根和观影体会，原本一部没什么市场前景的反映民间艺术的小众电影，在被《美国队长3》这样的进口大片挤压之下，终于寻找到一点生存的空间。

这让我想到了去年我在家参加过的一场活动，一场名为“霍乌都日节”的达斡尔族联谊舞会。霍乌都日节是达斡尔族的传统节日，又叫“抹灰节”。按照达斡尔族的传统习惯，放松的日子到正月十五日就算过完了，正月十六日就应该把心收回来，用在生产劳动上，开始干活。为了防止一些年轻人偷懒不起床，所以大清早就去把这种人堵在被窝里，往他脸上抹一把锅底灰，来羞羞他。由此而起，渐渐演化为一个节日，抹灰成了一种游戏和勉励勤奋的方式，也成了对丰收的预祝和对幸福的企望。这种节日活动主要是在年轻人间进行。如今，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年轻一辈达斡尔人的生活里，传统节日的功能意义渐渐消失，代表着现代生活方式的节日则越来越受欢迎。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民族习俗以及民族节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再是生活里的日常，而是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台上，或者停留在研究者的故纸堆里。

那次舞会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来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活动七点钟开始，到了七点半，满场都是中老年人的天下，快八点时，渐渐有了一些年轻人的身影，但数量仍然偏少。达斡尔族是个热爱生活、喜欢娱乐的民族，每逢聚会女子必定会跳起传统舞蹈“鲁日格勒”，而男子会挥起球杆来一场古老的曲棍球赛。但是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这些传统的习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已经绝迹。

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我们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时，面对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这与《百鸟朝凤》中所反映的现实主题不谋而合。作为达斡尔族的体育工作者，也会把一些目光投向自己民族的一些传统体育项目上。

达斡尔族传统体育是伴随着达斡尔族民众生产与生活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态。它的延续与发展，与达斡尔族的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联系在一起。既是达斡尔族民众表达信任、交情、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的一种平台。

扳棍是达斡尔人较为普及的体育运动项目。扳棍是长约1米，直径约2寸的光滑木棍，参赛的2人脚对脚，伸直双腿对坐在地上，赛手交叉握棍，裁判一声令下，各自用力扳拉，把对方拉得臀部离地者为胜方

颈力是一项以比试颈部力量为特点的较力形式。这项活动在达斡尔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清代年间，就有年满15岁的达斡尔族男青年定期参加军事训练的规定，而在练兵习武的项目中，就包括有颈力比赛的活动。这一项目后来留传下来，逐渐演变为达斡尔族人民酷爱的一种类似拔河的传统活动。

“鲁日格勒”是达斡尔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它因地而异，有“阿罕伯”、“郎突达贝”、“哈库麦”、“哈根麦勒格”等几种不同称谓。  在内蒙古和黑龙江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聚居区，“鲁日格勒”舞是对其民间舞的统称，多为妇女表演的自娱性舞蹈。

曲棍球在达斡尔语中被称为“贝阔”（发音是Peik?:），是达斡尔族群众普遍喜爱的一项民间传统体育运动。贝阔使用的球棍，是用弯曲的小柞木根砍削成的，一般柄长一米左右。球叫“泼列” （P?:lie），用杏树根或毛毡做成，有软球、硬球、火球之分，大小与网球相似。春季是打曲棍球的盛季，敖包集会上也会有曲棍球比赛。

最有民族风情的是火球。用白桦树菌疙瘩削成圆球，挖空后灌进松明等易燃物。开球时将球点燃，球借风势燃成小小火星。随着双方队员的激烈争夺，火球在夜空中往返穿梭，形成一道道绚丽的流星。

旧时曲棍球多在重大节日、集会时进行，以氏族（莫昆）、村屯为单位进行比赛，胜者备享殊荣。原始的打法无射门之说，双方各划一界线，打过线就算胜利。在后来的正式比赛中，需要在相距50米远的场地两端各设营门，球击入营门者获胜。场上队员人数均等即可，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比赛规定球棍一律从右侧击出，不得从左侧击球，避免互相击伤，除守门员外其他队员不得用手接球或用脚踩踢球，不得抛球棍击球，不得用球棍打人、绊人等。比赛不设专职裁判，而采用信任制，规则主要靠队员自觉遵守和公众舆论监督。[1]

3

现代化改良——传统文化的迎合之路

《百鸟朝凤》反映了唢呐这种中国民间传统乐器的生存困境，而吴天明以电影这样的现代艺术形式将这种困境公诸于众，方励又通过公开发行和院线上映的市场迎合方式来表达困境。似乎很多渐渐不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节奏的传统手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需要以现代化改良的方式才能够得以保存和传承，这与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相似的。

随着生存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依托于此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现代社会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生存困境，“贝阔”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土地沙化导致制作球和球棍的原材料短缺，乡村的城镇化发展使得大片空地难寻，现代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也让年轻人开始远离这项古老的运动而将目光转向了篮球、足球以及网络游戏等。因此，现代化改良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而竞技化便成为改良的主要方式。

竞技是现代体育的灵魂，竞赛制与规则性的引入是实现“贝阔”与现代曲棍球运动融合的首要途径，通过对传统“贝阔”在场地器材、竞赛规则、人才培养、训练体制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造，达斡尔族的曲棍球运动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改良的过程，并且将“曲棍球”成功打造成一张极具古老风情同时又洋溢着现代气息的“民族名片”。而“贝阔”，也已经与现代曲棍球运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了。

4

现代化生存与文化失落的发展悖论

就在竞技化几乎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同时，那些本身具备竞技特征、或者与现代体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民族体育项目被传承下来的同时，那些对抗性与竞技性不强、或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而离开人们生活的项目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据资料统计，部分曾经在少数民族生活中影响深远的竞技游戏活动，如彝族的跳牛、满族的跳马、黎族的堆沙等都已经失传，而另外一大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如彝族的三笙、土家族的摆手舞、布朗族的刀舞、独龙族的溜索等目前则正处于濒危边缘。[2]“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原本是社会发展的生存法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不适应现代节奏的活动方式的被淘汰或许是在情理之中，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民族文传统的湮没与民族文化的流失。

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发生、多向发展、多元并存和多样统一，决定着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常态和规律。而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共生关系，使得民族体育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如同现代体育一般仅仅被当作一个的体育项目来简单对待。

达斡尔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现在有研究表明，达斡尔族曾经有过文字，但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渐渐消失了），千百年来的历史是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保存下来。当现代社会向这个古老民族展开双臂时，人们纷纷放弃了曾经固有的生活方式。“贝阔”这一传统民间运动似乎也只有以竞技体育的方式出现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从事其中，但是此时的“贝阔”，已经被改造的面目全非，这不是达斡尔族的“贝阔”，这是从19世纪英国起源的hockey。竞技化的改造固然使得“贝阔”这一传统体育活动以现代曲棍球的方式得以传播和传承，然而在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达斡尔人失落的，却不仅仅是“贝阔”一个名字这么简单。机械打磨的现代曲棍球杆替代了手工制作柞木球棍，传统的手工制作工艺正在失传；古老的信任制中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被冰冷无情的竞赛规则所取代；连独具一格的火球比赛也由于原材料缺失以及现代曲棍球的引入而曾经濒临失传，而火球恰恰是当年达斡尔族“贝阔”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最重要的砝码。

2015年夏天在呼和浩特展览馆举行的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中，呼伦贝尔展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展台上，作为达斡尔传统文化的代表，曲棍球杆占据了很显眼的位置。宝宝手中的是现代曲棍球的球杆，身后角落里用桦木切削打磨并饰以动物皮毛的是传统的“贝阔”球杆。据工作人员介绍，传统球杆制作费时，工艺相对复杂，材料获取也相对不易，所以现在只作为工艺品展示，而失去了其传统的工具属性。

 “贝阔”的幸运，在于其与现代体育精神具备一定的内在统一性，通过现代化竞技化改良的方式得以保存并发展起来。“贝阔”，乃至所有聚集着千百年民族文化积淀认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正在现代化改良与原生态发展之间徘徊着，两者之间的矛盾能否调和，究竟有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供我们选择？到底现代化对于传统来说，是一种资源的保护，还是一场文化的掠夺？这不仅仅是“贝阔”，也是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所面临的尴尬困境。

《百鸟朝凤》尚有方励一跪，而其他呢？

参考文献

[1] 苏伟伟，黑暗中的玩火少年，中国民族博览，2004年第2期

[2]陶坤，余学好，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体育文化导刊，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