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
2017年行将过去。
回首匆匆一年，国内好像没有哪个系统、哪个行业的改革，能够比正在坚决推进的中国体育改革更引人关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2017年必将在中国体育史上记下浓重一笔——这一年的中国体育界，改革成为主旋律，创新成为最强音，一系列改革不断吸引着外界的关注：
■ 1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
■ 2月23日，姚明不出所料如期当选中国篮协主席。4月1日，中国篮球协会开始承担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职责。随之进行的是各个运动协会的领导层变动，冼东妹、李琰、申雪、周继红等一批专业教练、运动员走上各个协会的领导岗位。让专业人管专业事，协会去行政化更加深入推进。
■ 多支运动队取消总教练一职，李永波、黄玉斌、王义夫、冯树勇、刘国梁等多位资历丰富执教成绩优秀的总教练去职转岗；
■ 足球职业联赛推出了多项新规，限制外援、增加国内年轻队员上场的机会；
■ 跨界选材成为体坛热词之一。
■ 6月爆发的国乒弃赛事件，更是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这一场体育事件，在全社会传播速度之快、受关注度之高，远远超出了体育管理部门的预料。其起因，应该与总教练刘国梁的去职不无关系。乒乓球是中国传统优势体育项目，国乒的一举一动自然备受关注。
■ 在天津举办的第十三届全运会，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增设群众比赛项目，邀请海外华人华侨参赛......
▲ 刘国梁应该是2017中国体坛的年度人物之一。
对于这一系列改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12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进行了精炼概括：
■ 一是统筹推进各领域体育工作改革。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和改革办，全面加强体育改革的研究、统筹、实施和监督，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共出台各类改革性文件23份。
■ 二是系统谋划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开展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总、中国奥委会改革总体方案的研究和论证。调整党组成员负责工作方式，将原有各自分管几个部门、单位的块状管理方式，调整为以业务条条“一竿子插到底”条块结合的“扁平化”管理方式。
■ 三是稳步推进全国性体育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试点。截止2017年底，28家脱钩试点改革协会已有10家完成脱钩任务，3家脱钩实施方案已得到批复，7家协会完成脱钩方案报送。
■ 四是积极探索奥运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推荐专业人士担任协会主席，变更协会法人，开立协会独立账号，将运动项目主要业务职责移交至协会。截至目前，姚明、王海滨、冼东妹、周继红、张健等一批专业人士当选27家协会主要负责人。
▲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
回首2017年，中国体育之变，最集中地体现在管理体制改革——对存在多年的各个正司局级运动管理中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适应各个协会实体化的要求，从而实现扁平化管理的目的。
多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对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都是中心管理制。比如，国家体育总局下设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乒羽运动管理中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体操运动管理中心......虽然各个项目也有协会，比如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篮球协会、中国乒乓球协会......但总体上说,各个管理中心基本上和各个协会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各个管理中心是管理运动项目的实权机构。各个管理中心既行使行政权，又举办赛事，还参与市场开发，同时兼具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种角色，哪块牌子好用就用哪块。
从历史上看，管理中心有积极的一面，中心领导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主任和书记均是正司局级，各个中心下设多个处级单位，这意味着能调动更多的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协会很难真正独立，只能依附于管理中心，协会领导通常也由管理中心领导兼任，直接导致体育项目管理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
而长期以往，这样的弊端也显露无疑，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前些年，已经有包括谢亚龙在内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多人落马。
改革势在必行。
既然改革势在必行，改革也是共识，那么，怎么改就是关键。
■ 体育行政部门如何放权瘦身？
■ 体育社会组织如何健体强身？
■ 体育市场主体如何培育壮大？
今年以来，体育总局推行力度最大的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全国性体育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协会独立运行，实行扁平化管理，减少行政管理层级。
成为社会热点的刘国梁被免去国乒总教练职务、随之而来的国乒球员弃赛事件，很难说与此次改革没有任何关系。
据知情人士透露，最初总局领导曾有意让刘国梁出任中国乒协主席一职。注意，现任乒协主席是刘国梁的恩师蔡振华。不知何故，这一愿景并未实现。现在，刘国梁投身体育产业，偶尔在微博上晒一晒天伦之乐。
▲ 蔡振华和弟子刘国梁。
客观上说，取消运动队的总教练，实行扁平化管理，比如姚明、李琰、申雪等人的上任，能够有效避免外行领导内行；还有助于解决举办赛事审批程序复杂的痼疾......但是扁平化管理并不是简单地做减法。缩减后的管理体系，如何应对并没有减少的管理需求，比如运动员、运动队出国访问、比赛的外事服务等等一系列事务；脱钩后没有行政级别的协会如何有效对接各地政府；各个协会的领导决策、财务状况又有谁来监督......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答案。
总而言之，改革的出发点无疑都是好的。体育改革也是各方共识，但是如何改，怎么改，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中国的体育改革绝非一条坦途，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给改革者以时间，给政策以缓冲期，改革的正能量或许会加倍显现。
这正如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2017新年贺词中所说，“我国体育事业改革，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也面临翻开新篇章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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