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大流感给我们的启示 视频源：TED
1918年的方舱医院 图源：网络
1918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正酣，德国即将向英法发动最后一次总攻——“皇帝会战”。
然而，德军指挥官鲁登道夫却不得不取消了这次会战，因为他发现德国军队此时已经瘫痪，就像两个月前的英法军营。
致使军队瘫痪的是一个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的传染病，最先发生于美国堪萨斯州，之后传染至美国军队，随着美国援军越过大洋，到了英法联军，直至波及全欧洲。
当英法战俘将病毒传染到了德国军营，流感迅速爆发，甚至某些师一半军人丧失了战斗力。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提前结束，随之，奥匈帝国灭亡，世界格局大变。
在1918年下半年，病毒出现了变异而更具杀伤力。大部分感染者为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感染后迅速恶化，甚至吐血，大量病人在48小时内死亡。
在病毒流行的两年间，从太平洋小岛到北极圈，地球每个角落都受到了侵袭，除了澳大利亚采取封洲政策得以免疫，全世界1/3的人口都遭此重灾（当时世界总人口17亿）。
全球范围内的死亡人数从早期的约4000万至5000万人，到最后的约1亿人。而因为战乱许多感染和死亡数字还没能列入统计。
最惨的是西萨摩亚，90％的人口受到感染，死亡最多的是印度，达17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而伊朗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被时代裹挟，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两位艺术史上巨星的陨落，却也悄然改写着历史。席勒 和 克里姆特，这两个“维也纳分离派”最重要的代表，如此才华横溢，又如此轻易的被流感带走，随着这两个人的离世，“维也纳分离派”也就此消亡……
席勒去世时年仅28岁，“我要死了，但世界的大博物馆将收藏我的画。”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
埃贡·席勒(Egon Leo Adolf Schiele，1890年-1918年)1890年6月12日出生在奥地利的图尔恩，是一位铁路工人的儿子。他的童年布满了死亡的阴影，3个哥哥刚出生不久就夭折；姐姐在10岁时因脑炎去世。他的父亲因嫖妓沾染上梅毒在席勒不满十岁的时候去世，母亲也在他15岁时离世。
由舅舅抚养的席勒从小展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16岁就考进了维也纳艺术学院，成为这所名校当年最年轻的学生，他的老师就是克里姆特。
席勒的作品经常暗示着性和死亡，表现力异常强烈，扭曲的人物和肢体，纤细而敏感，孤独而强悍。他的人像大都瘦骨嶙峋，揭示人物神经质的内在。生的欲望和死的威胁交织成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作品。
1914年，一战爆发。第二年，席勒结婚，刚刚结婚三天的席勒应征入伍。同时，他的展览还不断在柏林、苏黎世、布拉格进行着。在军中，他被要求看守俄国战俘，时常以战俘做模特绘画。
埃贡·席勒，《垂死的伊迪思·席勒肖像》 ，1918年 图源：egonschiele.net
1917年他回到了维也纳，1918年，恐怖的西班牙流感也到了维也纳。席勒的妻子伊迪思·席勒当时怀孕6个月，不幸染病辞世，而就在妻子去世的三天后，10月31日，席勒也因流感而身故，年仅28岁。
席勒和妻子正是赶上了病毒变异的时期，他们的年龄也正是易感人群，在这个阶段，死亡率是极高的。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图源：wikipedia
而席勒的老师 克里姆特，是在病毒第一次爆发的时候，1918年初染病，并发症引致中风，造成右半身瘫痪和肺部感染，最终在2月6日离世，享年55岁。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 1862-1918）正是“维也纳分离派”的创立者，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克里姆特一生放荡不羁，跟很多模特发生过关系，据传光私生子就十多个，而他画的主题也多与性与爱，生与死有关，他与席勒都是展现情欲主题的大师。
他的作品吸收了古埃及、古希腊及中世纪的很多艺术特色，和古典主义镶嵌画的平面结合起来，创造出及其独特，又富有感染力的绘画样式。
在他创作于1907至1908年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吻》当中，他把金箔镶嵌于画中，这应该与他父亲的黄金雕刻匠的身份有极大关系。克里姆特打破了装饰画与绘画的界限，娴熟的把握女性主题和生与死的哲学，这一时期，他的绘画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除了席勒和克里姆特，“维也纳分离派”的另外两个人物，建筑师 奥托·瓦格纳（OttoWagner，1841－1918）和设计师 科罗曼·莫塞尔（Koloman Moser，1868－1918）也在1918年相继染病去世，至此维也纳分离派名存实亡。
瓦格纳的建筑设计代表了19世纪末维也纳建筑界最前沿的革新与探索。他1895年出版的《现代建筑》，介绍了分离派的设计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维也纳的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又称圣利奥波德教堂，被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艺术运动风格教堂之一。
莫塞尔是画家也是家居设计师，特别喜爱将几何主题与单色形式运用在设计中。穆塞尔的扶手椅被19世纪早期的奥地利人认为具有疯狂的风格。
普克斯多夫疗养院扶手椅，1902，材质山毛榉、柳条 图源：搜狐
在被“西班牙流感”感染的艺术家中，还有两位艺术大师，蒙德里安 和 蒙克，不过幸运之神的眷顾使他们痊愈了，这次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从积极或消极的方面影像着他们的创作。
1918年，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1872年－1944年）被证实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并持续了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蒙德里安继续在他的工作室里创作。
而从1929年他给朋友写的信中，能感觉到这次闭门隔离反而对他的艺术有着积极的帮助。
他在信中说：“当我染上流感时，我注意到一个人可以多么极不情愿地变得全神贯注，而且随之而来将有更好的艺术品出现。”
流感之前，蒙德里安就在画面中极致地追求精确、严谨、简明的秩序感，逐渐开始运用红、黄、蓝三原色来表达他的思想，但还不成熟，直到1919年，他利用贯穿色块间的深色线条，最终达到了艺术上的理想状态。
而1918年就是蒙德里安艺术上的转折点。从探索到成熟，患病时期置心一处的创作带给他关键性的进步。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年—1944年）与席勒相似，也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他的父亲患有精神病，一直向他的孩子们灌输对地狱根深蒂固的恐惧。他一再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犯有罪孽，他们就会注定被投入地狱，没有任何宽恕的机会。5岁的时候母亲死于肺结核，姐姐也死于幼年，而妹妹患有精神病。
蒙克自己也一再受抑郁症的侵袭，恐惧也一直伴随着他，可以理解在1918年感染流感以后，蒙克的焦虑日复一日的加深，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在描绘“疾病”与“死亡”的主题。
在流感于欧洲蔓延的时候，有一位中国艺术家此时也在法国，她就是最早去欧洲留学的艺术家之一 方君璧，时年20岁，正在波尔多上中学。幸运的是她并没有被感染，躲过一劫。
从1919年到1920年，共有20批1900多个中国留学生入法，这当中，徐悲鸿、林风眠、常玉 都在1919年入法，全部躲过了这次浩劫，并对以后的中国艺术史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尽管流感不止一次的大流行，但西班牙流感仍然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死亡人数和全球影响仅次于黑死病。
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西班牙流感中涉及的特定H1N1流感变种并不比以前的变种更具侵略性。而巨大的死亡人数其实是因为一战时期，条件落后，环境拥挤，不卫生的医院和大范围的全球串联。
更重要的是，当局怕影响官兵士气，故意掩盖实情，帮助疾病以毁灭性的速度传播。而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不断的报道疫情，反而被污蔑，将此病称为了“西班牙流感”。
100多年过去了，人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令人叹息，信息透明和真实，依然是防病初期最重要的先行环节。
艺术家的艺术可以不朽，但失去人类精神的精英依然会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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