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江河畔话名门——柴桥曹氏家族：
曹姓是柴桥古镇四大姓之一。曹氏家族，始祖为曹凤，平江路（今江苏）吴县人，元代延佑年间，中一甲第一名进士，被授于翰林院修撰。后累官至直讲学士（从三品）。在元顺帝期间，政治腐败，宫廷奢靡，不少地方水旱灾荒严重，百姓民不聊生，曹凤出于正义忠谏顺帝不要花天酒地，多关注民生。因此犯上，被谪贬至地荒人稀的宁波府定海县（后改为镇海县）儒学司训。从此，曹凤郁郁而不得志，于是辞官安居在芦江之东，即今柴桥老曹村。
归隐后的曹凤正处于元末明初时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在推翻了元朝统治后，又互相争斗，时局一片混乱。处于乱世的曹凤，经济困顿，家族香火不旺，单丁相传连续三代。
发迹于张居正的殒落：有曹氏后人认为，曹氏家族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病故后发迹的。
这话从何说起？原来万历神宗做小皇帝时尚处年幼，国事交由宰相张居正主持。当时贪贿成风，财政羞涩，国力空虚，地主豪强又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十分突出。而北方边境鞑靼部落不断入侵内陆，国家危机严重。为重整纪纲，整饬边防，振兴民族，张居正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改革后，成效初见，明朝腐败政治有了转机，朝廷收支也有些改善。但却和王安石变法一样，因此触犯了一些豪门权贵的利益。不少人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他们明里暗里结成朋党，矛头直指位高权重的宰相。张居正也自知危机四伏，为给子孙后代留条活路，叫他在礼部任尚书时的下属、给事中薛三才（宁波府定海县城人），在海晏乡芦江之东买了一块地皮（当地人称为“张墅”），准备自己引退后在海疆边陲隐居。
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派两个家丁把银锭，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五乡宝幢，再雇一条小船运往“张墅”来，准备筑宅建舍。
正当两个家丁把银船撑到芦江河支流恒盛漕时，忽传张居正在任上病逝，神宗亲自掌政，朝廷的一些反对派大臣群起而攻之，说张居正在执政时期专横跋扈，威权独揽，生活奢侈，奏请皇上降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年轻的神宗帝听信后，竟真的下了诏书，把张居正官爵一并削夺，抄没其全部家产，并株连其家族成员。两个家丁听到后，如闻晴天霹雳，忙将那银船连夜凿漏，沉入河底，两人则急忙逃生。当时因芦江水深，芦苇和水藻又长得很密，竟无人发现。直到有一年，海晏乡大旱，曹氏家人从芦江河底里发现那一船银锭。
从此，曹氏家族开始发迹。而那块被称为“张墅”的土地，几经朝代更迭，一直以空地延续着，直至文革时，这块土地作为柴桥镇西小学用地。
山安堂和曹贞房：
明代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曹氏家族人口繁衍迅速，成为当地望族。他们用那船银两，有的外出经商，有的开办酒坊，有的广置地田出租。经过清康乾盛世，曹氏家族已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中不乏财大气粗的富豪者。清代中期，曹氏家族开始建造山安堂。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当地可谓空前绝后。
当时，山安堂的房子是现存的7倍，其余的房子是在清代一场大火中烧毁。现存的山安堂坐西北朝东南，均为穿斗结构、硬山顶，马头山墙。老屋共有正屋前、后两进，中堂开间5.2米，进深12多米；正屋两旁，左右有两明轩，各有一弄和五间厍头，两边厢房为面阔各十二间两弄、前后重檐楼屋；正屋前进为穿堂，后进为祖堂，均为面阔三间两弄平屋；梁架均为八柱九檩、前双步，其余各为九柱九檩。东北侧屋为面阔十间四弄；五柱七檩，中柱跟前、后金柱间设对称双步。西南侧屋为面阔十二间二弄平屋，七柱七檩。西南侧屋后余屋现剩七间一弄，六柱六檩。50年后，又按前式加盖一进。此后各式均有扩建。东边加建10间楼房，另有三弄；西边加建11间平房两排，并有两弄；南边又有东西两座倒座厅，西边又有一个花园；北边还有个很大菜园子。此堂当时盛传一时，名闻遐迩。
到了第十五代，山安堂最小太公生了四个儿子，分家立户为元、亨、利、贞。四个兄弟又生了17个儿子，人丁大旺。其中贞房太公又与人合办酒坊，每年盈利丰厚。于是又盖起了七间两弄楼房一幢，取名“曹贞房”，盛名远播。
山安堂和曹贞房建有大门和仪门。仪门两边是用青石板刻了一副对联：上联“水绕门前三演曲”，下联“山来檐外五峰高”。从大门外往里看是一条笔直深不见底的弄堂，只能再拐两个弯才见到正屋。
这所民居占地4543平方米，祖堂内保存有清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恩科浙江乡试中武举人的曹名立的“登科”、清道光曹珊泉的“贡元”匾各一块，墙壁上还留有很多捷报的痕迹。它既是北仑区典型的清代中晚期民宅的历史遗产，也是曹珊泉、曹位康等名人的故居，总体格局保存完整良好，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2009年6月30日，被区文物保护委员会核定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点。
曹氏家族旺族后，其分支先后迁往新曹、里隘、魁斗桥、梅山、六横、大湾等地。
清丙子恩科进士曹珊泉：曹珊泉（生卒年月不详），字至敷，学名昌燮。少时通经史，工书法。年轻时，因处于清咸丰太平天国反清时期，洪秀全在天京（南京）夺取政权11年中，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直至太平军失败后，于同治元年（1861年），曹珊泉才考中镇海县秀才。
由于太平军占领南京期间，杀了大量清廷官员，因此后来清政府出现了官员荒，只能在秀才中选拔，号称为“拔萃”。成绩优异者即称为贡生，相当于举人资格。曹珊泉在“拔萃”中胜出，被授予七品官衔，任刑部福建司主事。
在福建任职间，同僚和上司都认为他才高于职，颇感惋惜。至光绪二年（1876年），他辞官赴京赶考，高中丙子恩科进士，钦点为翰林，选为庶吉士。
在与众庶吉士课馆比赛中，曹珊泉屡居前列，因而得到工部尚书景廉、礼部侍郎殷兆镛的赏识，一时誉满京城。曹珊泉为人厚道大方，在京期间，多有接济贫困者。
5年后，曹珊泉被授予江西学台，赴任之前返乡来探望父母。衣锦还乡，消息传来，轰动整个村庄，贺喜之人，踏破门槛。可惜他有德有才而无寿，到家后竟一病不起，重疾染身。光绪帝知道后，急派人前来探视，弥留间，来使询问家中还有何人可以推荐？珊泉从喉咙底发出微弱的声音：“儿子尚幼，唯长兄之子馥三，尚有可造前途，愿皇上顾念之。”馥三，即曹位康。
镇海县中首任校长曹位康：曹位康（1868年—1927年），字馥三，学名跻岳。他是曹珊泉大哥曹舵泉的三子，从小博闻强记，饱读经史。光绪廿一年（1895年）考中秀才，时年27岁。
二十世纪初，废除科举、兴办学堂，镇海县内有识之士审时度势，认识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原翰林院编修、曾督四川、江西两省学政的镇海城关人盛炳纬，倡议建立镇海县中学堂。
1905年，曹位康与另外五名青年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他选攻经济历史专科。留学期间，他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过往较密，对国事渐渐产生忧患意识，祈盼早日振兴中华。1909年学成回国，应礼部考试后授举人，为七品学部京官，主持在京的镇海试馆，同时兼保定师范学堂教师。后又被蔡元培先生聘为燕京大学教授。
1911年，在镇海梓荫山南麓孔庙里办起镇海县中学堂，曹位康受邀担首任校长之职。他对县中学堂的筹建创办，校规校纪制度的建立，校务发展等方面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其间他被推选为镇海县教育会副会长、会长。1913年，他又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1915年，因政务繁忙，他推荐陈麟书为校长，自己离校从政。后又赴兰州国家造币局任调查员。
1921年回乡，发现镇海县中已于1917年停办，只好暂任镇海高等小学校长。其时适逢舟山实业家刘鸿生、朱葆三捐资兴办定海公学，聘请黄炎培、陶行知等著名人士为顾问。黄炎培知曹位康已返乡，即告校董事会速派人去恳请曹位康赴舟山参加建校事宜。曹位康乐于接受，辞去小学校长之职，赴舟山公学任历史教员。他所教的东亚史和西洋史，从不照本宣课，而是根据自已渊博的学识充分展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条分缕析，从不人云亦云，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思路广开，视野博大。
1926年秋，镇海县中在社会各界努力下复办，改名镇海县立中学，曹位康又被请回担任第三任校长。曹位康一边聘请进步青年曹静渊、沃醒华（两人均为柴桥人，系中共早期党员）、柔石等前来任教，支持他们在校内开展进步活动；一边鼓励全校师生走出课堂，走上街头宣传北伐战争胜利的意义。
1927年1月，曹位康病逝，享年60岁。
慈善实业家曹莘耕：曹莘耕（1889年—1976年），柴桥里隘（现改名四合村）人，曹氏家族分支后裔。一家六个兄弟，莘耕最幼。父亲一介寒儒，过早病逝，由于家庭贫穷，莘耕只读两年书便去替人家放鸭牧牛。后由其堂兄引荐，去上海一家杂粮行学艺，工余入夜校读书。后杂粮行倒闭，他再次回乡种田。由于他在学徒间刻苦好学，诚恳待人，办事脚踏实地，深得师辈及同事赞许。一年后，又被人叫到上海共同谋事。
民国九年（1920年）春，他进入由小港李家李咏棠开办的新丰杂粮行，并担任经理。曹莘耕如鱼得水，大展拳脚，使新丰行事业迅速发展。民国廿六年（1937年）初，大榭藉宁波帮胡芷斋约曹莘耕合伙创办上海新华薄荷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白熊”牌薄荷脑。产品畅销海内外，占国际市场90%份额，因而他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他又先后与人合资开办了大小工厂30多家，成为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
抗战期间，上海沦陷，曹莘耕拒绝敌伪软硬兼施要求合作的威迫，于1940年离沪去渝。抗美援朝期间，他向国家捐献一架飞机。公私合营间，他积极创造条件，将企业完整交给国家。
上世纪20年代初，曹莘耕在柴桥创办一家美丰杂粮行，企业盈利部分作为柴桥慈善基金，救济贫困乡邻。上世纪40年代，曹莘耕与朱旭昌、沃鼎生等人合办了柴桥昭明电厂股份有限公司，使千年古镇破天荒有了电灯。上世纪50年代初，为创建柴桥中学，他卖掉了上海长乐路一处三层花园洋房，把全部款项助建柴中校舍。
现代作家曹余章：曹余章（1924年—199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学院，现代作家，获国家特殊津贴专家。其著作有《上下五千年》《一代名相诸葛亮》《先秦人物》《唐诗选注》，主编《中国文学故事》《中学生文库》等，其作品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曹余章父亲曹静轩民国初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乡，任镇海县中语文教师。从小耳濡目染，为曹余章以后从事教育和文学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曹余章长期从事教育行政工作。曾任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委员、《教育大辞典》副主编、《小学语文教学》主编、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编辑学会副会长，上海诗词学会理事等职务。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儿童读物一等奖等。
1995年，久居沪上的曹余章思念曾在童年时代关爱过他的家乡父老，独自来到“乾房连三进”，里隘的曹氏宗亲对这个阔别数十年的游子突然光临，感到无比的惊喜和欣慰。在长辈们的提议下，曹余章泼墨挥毫写了里隘曹氏“四德堂”三个大字的堂号，以表他也是从柴桥老曹村分支出来的曹氏子孙之一。翌年，疾病缠身的曹余章不幸病故在上海，享年72岁，家乡宗亲知道后都感到无限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