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损失该由谁负责？

7月份发生的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伤人事件，因家属提出200万赔偿再次吸引媒体和公众眼球。该不该赔？该赔多少？园方有无责任？双方主次责任如何划分？成为网上各方争论的焦点，据说还引起了朋友圈里“圣母党”和“冷血党”之间的对骂和撕裂。

对于具体案情，未涉其中不愿做过多说明或猜测。我感兴趣或能引起我更加深入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损失该由谁负责？或质疑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为什么不主动向家属提出损害赔偿之诉？

根据媒体报道透露出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因“消保法”、侵权法、合同法等规定存在冲突性以及理解不统一性，对于动物园是否存在责任难以评价，但有一点貌似肯定的，即受害家属肯定存在过错，要对该事件发生承担相应责任。此事件发生后，园方被有关部门暂停营业，据说还没恢复营业，可以想像给园方带来的损失也是相当大的，那么园方为什么不提出损害赔偿之诉，要求受害家属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呢？在法律上，双方是平等的，受害家属有权主张因园方的过错要求赔偿损失，园方同样也有权主张因受害家属的过错要求赔偿损失。

也许有人会说，相对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来说，受害家属是弱者，属于弱势一方应该予以适当优待，这种说法是很无知和浅见的。

强弱划分以公私权为标准，在国家公权力面前，任何私权都是不堪一击。正因为此，所以现代文明价值观都要求把公权力关进笼子，用宪政制度限制公权力，用法律、文化、观念等抬高私权地位，以期抗衡公权的强。个人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存在是强弱之分，都是平等的。盲目粗暴无原则的用此来划分强弱，并以此来绑架所谓的民意或政治稳定是造成当前法治环境恶化，人性丑恶大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医闹、校闹等各种“闹”的出现，“越闹赔的越多”等观念的流行，无不与此种强弱划分下的庸众民意绑架司法有关。

文明国家在制定政策、立法以及司法上应该偏向照顾弱势群体一方，这点毫无疑问。然此间弱势群体是指因特定群体特定原因造成的普遍性的相对弱势，而不是指特定人的绝对弱势。如，聋哑人群体相对于正常人一般是弱势，在法律、政策上会予以一定照顾，但不是指某个具体聋哑人和正常人发生冲突和纠纷时，聋哑人代表弱势，正常人代表强势，尤其是做法律评判时，绝不能按此强弱来评判，那是对法律的亵渎。

也许有人会说，受害家属一死一伤，难道不应该给予同情吗？可能也是出于同情，报道中，园方说自身虽无责任但仍愿承担15%作为道义补偿。而我则认为，如果社会强迫园方在没有任何责任的情形下去承担所谓的道义补偿恰恰是对社会最大的不道义。同情可以，社会也需要同情，然同情不能模糊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法律责任，更不能以同情名义绑架司法颠倒法律责任。一旦此种同情泛滥，左右舆论乃至影响司法，那么对法治和社会公德建设带来破坏将是无法估量的，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现代文明危机与此种廉价无原则的同情不无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动物园只是经济损失，而受害家属则是生命和健康损失，相对与生命和健康，金钱不算什么。是的，生命和健康高于金钱，我们可以在情感上、精神上、艺术上比生命和健康提到天堂，把丑陋的金钱贬到地狱。然，回到世俗世界，特别是用世俗法律来处理具体事物时，一切其实都是“有价”的。受害家属可以要求园方对死伤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园方也可以受害家属对经营损失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两种经济赔偿责任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优劣高低之分。

一位朋友说：“底层的、受难的、弱势的人群，不一定不危险，有时候更危险。同情可贵，同情的方式更重要。”我很赞同这句话，但想换一种说法：文明需要对弱者进行保护，更需要对警惕预防制止弱者之恶；社会良知和道德建设需要同情，更需要适度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