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令即严格执行法令。其实，在《商君书·勒令》中，内容与标题相去甚远，主要意思其实是“疲民”。
用刑罚将民众强制改变以后，还得让民众丧失“仁义礼智”，丧失这些以后，还不能让他们保持充沛的精力，这就是“疲民”。
前面我们说到，商鞅利用“农战”将民众变成帝国的工具，这工具得长久使用，如果某一天民众被松懈了，他们便会识破王权专制的伎俩，所以得一直用“农”、“战”的方式让民众始终处于彻底的疲劳状态。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六虱指的是：第一是“岁”虱，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第二是“食”虱，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第三是“美”虱，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第四是“好”虱，即商人买卖稀奇物品；第五是“志”虱，指官吏营私舞弊；第六是“行虱”，官吏办事不积极。
在商鞅的眼里，人民只是工具，与矛、盾、镰刀、锤子等工具等同，人民不应该有思维、不应该有私欲、不应该有私产、更不能随意吃喝。无论君王说什么，君王说的和做的无论对与错，人民都不应该质疑，他们只需要生产、作战、高呼万岁就行了。如果有人质疑，就以“造反”论处。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那么对国家有危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作战，苟且偷生的事就会在国内发生，国家有了六种虱害，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
国家穷的时候要作战，这样可以转嫁政权的危机，就是给民众树立“我们穷都是因为他们”的理念，是他们让我们变得这么穷，而且还要吞并我们。这是典型的“米帝亡我之心不死”的North Korea洗脑术。
那么，国家富足了呢？还是要作战。不作战的话，民众都忙着照顾自己的私欲和私念了，如此便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与命运了。民众一旦有了自己的闲暇和思维，这对帝国政权来说是很危险的。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
一个帝国统治着这么多人民，怎么着也有部分头脑清醒的，他们可以明里为帝国效力，心底也还会打自己的小算盘不是？那肿么办？对于无知的吃瓜群众来说，残酷的手段固然是最好的，对于一小部分清醒的民众则用利诱的方式。商鞅真是深谙国人的心思，重罚之余来点小恩小惠。于是“重罚轻赏”成了非正规手段。习惯了被重罚的小民，偶尔给点好脸色，那他们还不得跪在地上高呼“皇恩浩荡”吗？这是肯定的，他们一定会说“国家待咱很不错呢就拿上次来说……”。
就是这点恩惠，还得让小民明白，这是皇上对他们的爱护，为了这点“重赏”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君主抛头颅、洒热血了。
“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商鞅的意思很明显，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
看这厮多坏，罚你是为你好，赏你是为了鞭策你。古往今来，恐怕也只有商鞅能独树一帜地视民如寇了。与商鞅相比，后世有人将“重罚轻赏”改成了“重赏轻罚”，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民众在一个高压的专制政权之下，是根本经不起罚的，无论轻重。
民众害怕了，但害怕到了极致也是很麻烦的，这时候就得有一种力量让民众对君主又怕又爱。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
这恐怕就是古代版的“天降伟人”、“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理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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