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下午,“博雅大讲堂·浙江大学研究生人文素养提升计划”第四讲在玉泉校区永谦活动中心B座二楼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陈志坚老师主讲“中国古代的皇帝与皇权”。
中国古代的皇帝与西方的皇帝有什么区别?“王权时代”和“皇权时代”有什么不同?中国古代皇帝的谥号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中国古代皇帝也有“形象代言人”?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性看待皇权?小研第一时间整理了现场讲座笔记,与大家共享哦!
虽然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皇帝”这一名号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比如古罗马帝国,就有所谓的“皇帝”。但是这一“皇帝”,是按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翻译来的。按他们自己的原意,应当被称作“元首”,或者更确切一点翻译成“第一公民”,这就和我们的皇帝有很大的区别了——虽然你排在第一,但是你还是公民。而中国的皇帝,君臣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有着质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说,皇帝是中国社会很典型的“特产”。
我把中国历史分为两大阶段:秦以前,是“王权时代”,秦始皇以后,进入了“皇权时代”。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这两个时代的区别呢?“王权时代”就好比股份制的企业,“王”可能占有51%的股份,是董事长,但是剩下的大大小小的诸侯都有占股。而在“皇权时代”,就相当于是独资公司了。除了唯一的“皇帝”以外,剩下所有的人,甚至宰相,与“皇帝”之间都是老板和打工者的关系。任何一个人,除了皇家以外,都不拥有这个国家哪怕1%的股份。
我们称呼隋炀帝之前的古代帝王,一般用谥号,比如汉武帝就是刘彻的谥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唐以后一般就用庙号或者年号来称呼皇帝了。举个例子,清代乾隆帝的谥号是什么呢?是“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虽然很长,但是可以按最后三个字,简称为“纯皇帝”,加上朝代的话,就是“清纯帝”了。
唐太宗可谓是皇帝的“形象代言人”,他的形象是最好的,因为唐玄宗时期的一位史官,为了怀念那个君臣之间亲密无间的贞观年代,编纂了一部书《贞观政要》。而这部书,从儒家的角度来讲,成为了最佳的帝王教科书,不仅仅成为了我们皇帝的必读书目,对于朝鲜、日本这些东亚文化圈中的君王,也是一定要读的。那么,为什么唐太宗和《贞观政要》的地位这么高呢?大家都知道,史官都是读书人。读书人最喜欢的皇帝,一定是积极纳谏,喜欢听自己话的皇帝。所以唐太宗之所以被塑造为这样一个形象代言人,和史官的选择,关系是很大的。
如果一个皇帝有自信,觉得自己治理天下治理得很好,就要举办封禅大典,一般要到泰山去,当然也有例外,武则天封禅就去了嵩山。那么为什么要到这些名山上去封禅呢?因为封禅,一定要让上天听得见才行。但是古代没有手机,交流不方便,必须得到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让上天能听得到。
历史主义是什么呢?就是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待人和事。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且战且败,且败且谈,但是一直没有谈成功。最后有一个问题谈不下来的是,英法联军要求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主政的咸丰帝一直不同意,为此甚至提出,可以把海关收入全部让渡给联军。从我们当代人看来这很蠢,但是对于咸丰帝来说呢?这是千古未有之变,一旦这样的话,他的权威就会彻底崩溃,整个社会就会走向混乱。所以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他的“愚蠢”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对待皇权意识的态度,应当是持清理和反对态度的。皇帝固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大遗产,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好好清理这个遗产,把不合时宜的成分扫到垃圾堆里去。举个例子,社会上还有一些皇权意识的成分。比如很多人希望自己是一个“士大夫”,只要进入体制内就万事大吉。但是西方学者将学者定义为社会的良心。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一直站在体制之外,采取批判的立场。这是古代的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分界所在。
(供稿:人文学院;编辑:研究生新媒中心曾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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