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语言学家们从复杂多变的词句中总结出一套语法规律,叙事家们相信,他们从复杂多变的词句中总结出了一套语法规律,叙事家们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故事中抽象出一套故事的规则,从而把变化多端的故事简化为容易把握的基本结构。所谓叙事学是指向抽象概括的,它属于文艺学的研究范畴,从作品中每一个故事中提取出它的基本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叙事结构,这就是隐藏在一切故事下面那个最基本的故事。而中国新时期的鲁迅小说研究是指向分析的,它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它有着与西方叙事学不一样的叙述方式,下面我就以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来考察他的叙事模式。
小说《孔乙己》是以一个12岁的小伙计“我”的亲眼所见来写。见证一个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悲惨遭遇。《孔乙己》是以“鲁镇的酒店”为背景。它同时也是这篇小说创造的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孔乙己的在这样的背景中只会“认字”和“识字”,“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抄书”是孔乙己所能做的唯一事情。但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又使这惟一能维持自己生计的途径给断送了。所以,平时偶尔做一些偷窃的事。他的人生信条是“窃”不能算是“偷”。中国知识分子很胆小,很软弱,思虑多,有心眼,但“常常用自己的头去碰权力的铁壁”。做出为人们难以相信的蠢事。足见孔乙己不偷酒店掌柜而偷何大人、丁举人是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的。就其实质的意义,这是向权力宣战,向社会权威宣战,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何大人和丁举人才对孔乙己如此的残酷和凶暴,对于何大人、丁举人,“书籍纸张笔砚”未必那么重要,他们痛惜的绝不是这点“财产”,他们愤慨的是孔乙己对他们权威的地位的蔑视,是孔乙己内心那点说不出来的隐秘愿望。孔乙己这种以“偷”的形式进行的情感性发泄,获得的只是一点内在隐秘心理的满足,而在周围的社会群众看来,却只能是他从失败走向失败的一部耻辱的历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由“偷”到“打”,由“打”到“伤”,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小说通过这样的叙述,为孔乙己的不幸增添了说服力。(鲁镇——咸亨酒店——站着穿长衫喝酒——在酒店经常受别人奚落——又偶尔做一些不光彩的偷窃之事——偷到了丁举人家——打折了腿——蒲包、草绳——死……)
孔乙己在权力世界、经济世界、劳动世界里却得不到同情和理解,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只有儿童对他构不成精神的压抑,所以他对儿童便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凡是在现实社会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人必然希望为未来服务,而体现未来的便是儿童:“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但是,一个在成人的世界受不到尊重的人难道就会受到儿童的尊重吗?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力量的人就会作用于未来社会发展吗?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这只是像孔乙己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制的幻想。他教酒店小伙计写字,酒店小伙计下意识里就看不起孔乙己,也不认为他有教导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因为在鲁镇这样的世界上,一个儿童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希望自己成为酒店掌柜,或者根本没有想过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却绝不希望成为像孔乙己这样落魄的人。他们在本能中就依照前两类人的形象塑造自己的,而不是依照孔乙己能够把他们塑造成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因为孔乙己自己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写字”无法把儿童吸引到孔乙己身边,他便拿茴香豆给他们吃。这引来了儿童,但他却不能满足儿童们的这种需要,因为他的经济收入连自己的需要也无法满足,又有什么余地来满足儿童呢?“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儿童们会在笑声中走散,只有孔乙己还用五指罩着碟子站在那里一脸神慌的样子。(孔乙己——写字——小伙计——不耐烦——无奈转向儿童——分茴香豆——儿童不满足,在笑声中走散——变得更加孤独无助——伤残无人问——死亡)
从叙事的角度同样可以揭示孔乙己的悲惨结局,他在别人的说笑声中出场,又在别人的说笑声中走向死亡,在人们的视野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笑料而已。
邢黎峰,教师,现居河南平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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