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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
导演:文牧野
编剧: 韩家女 / 钟伟 / 文牧野
主演: 徐峥 / 王传君 / 周一围 / 谭卓 / 章宇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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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负债
违法济贫
《我不是药神》的主角是保健品店老板程勇(徐峥饰)。片名和《我不是潘金莲》很像。李雪莲不能承受“潘金莲”的恶名,因而走上维权的道路。程勇不能承受“药神”的“道德负债”而走上“违法济贫”的道路。
电影前十分钟的叙事功能是交代主角形象,呈现主角行为动机——缺钱。开场阶段,电影为让观众接纳主角形象,刻画了他的优点:孝敬老人,疼爱儿子。电影也给出了他的缺点,安于生活舒适区,感情上不成熟。他殴打前妻曹玲(龚蓓苾饰)的片段没有实际镜头,从功能上讲是为了引出前妻的弟弟曹斌(周一围饰)。曹斌在警察局要揍程勇的片段,与下文程勇在医院要揍曹斌的片段形成了一组镜像,电影通过关系互换来呈现事件的发展对人心的冲击。主角的行为动机缘于三重压力:房主逼债,父亲开刀,前妻夺儿。动机出现的同时,“导师”登场——吕受益(王传君饰)指引程勇走私印度“神药”。
强制许可
公共健康
以仿制西方药品著称的印度太阳药业有限公司坐落于迦梨女神庙脚下。上世纪,印度出台《药品价格管制法案》(DPCD)让药价下降90%——中国的5000家药企中90%是仿制药企业,但产品质量不如印度,价格和原版药一样,且很少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证。(《枯叶凋零的人间世》)近年,由于印度制药成本和研发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美、日等地药业巨头纷纷收购印度药企股份,印度制药业逐步进入世界主流。(《印度制药业崛起》)与此同时,作为WTO成员国,印度根据TRIPS(《知识产权协定》)和《多哈宣言》施行了“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在未经专利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允许第三方生产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过程。”所以,虽然FDA多次因知识产权问题对印度政府和相关企业发出警告,但药效相同的印度仿制药依然以“维护公共健康”的名义廉价推广,并经由各种渠道流向世界各地。
《我不是药神》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故事。电影进入主体部分,主角的“伙伴”一一登场——病友群主刘思慧(谭卓饰)、刘牧师(杨新鸣饰)、“黄毛”彭浩(章宇饰)。思慧、牧师两个角色的功能性比较强,他们一个联系病人,一个联系买家。在下文中,思慧还参与了一条微弱的感情线,但很快中断。黄毛这个角色是真正的男二号,他在整个叙事中持续不断冲击主角的道德意识,但剧本在处理这组互动时笔墨较为薄弱。
与主角团队相应的是“敌人”群体。其一是格列宁瑞士医药代表(李乃文饰)。这一角色与主角并未正面对抗,而是依靠警方代表曹斌进行维权。但由于曹斌的道德选择,导致警方与主角也没有形成持续对抗,这就导致整个剧本中主角的对立面非常虚弱。其后果就是电影后劲不足,尤其是削弱了主角的成长弧。剧本当然可以作另外处理,譬如医药代表动用恶势力试图杀人灭口,或者制药企业存在不法行为并与政府勾结,企图通过警方摧毁程勇团队。但“不知为何”,剧本选择了回避正面对抗,甚至连法庭上的对辩都没有(医药代表完全可以借律师之口说:“瑞士格列宁投资10亿美元历时十多年才研制出新型抗癌药物,如果任由不法分子贩卖假药,扰乱市场,我们将血本无归!往后还有哪家公司会去研发新药?不法分子表面上救了眼前的几百个病人,其实赚的是黑心钱!从此以后,千千万万的病人将无药可治,只能等死!”)。以上是剧本的不足之一。
不是药神
钱就是命
电影主体部分第一阶段以卖药团伙发财而告一段落。全片笑点基本集中在这个阶段。其中,病友赠送的一面锦旗上写:“仁心妙手普众生,徒留人间万古名。”这副对联,平仄不对,而且“徒”也不是好词,此处可作笑点,其实暗示了情节走向,设计很巧妙。此刻,程勇解决了缺钱问题,他还清了房债、治好了父亲、留住了儿子,于是他的行为动机发生了转移——缺少爱情。电影引入一个插曲:程勇为思慧在酒吧一掷千金,引来思慧“知恩图报”,但在孩子出现的刹那程勇又端正了心术。这个插曲隐含了一个警告:当一个社会制度让贫民用尊严去换生存的时候,道德评价体系就有失效的巨大风险。于是,程勇爱情上的动机也没有了。这时,二号“敌人”——假药贩子张长林(王砚辉饰)登场,主体情节进入第二阶段。
张长林与程勇一伙形成商业竞争,导致主角的处境开始真正恶化。第二阶段的高潮是刘牧师大闹展销会,这一闹使得牧师形象一下子光彩照人。但问题是,配角抢了主角的风头。纵观全片,几乎所有的高潮(包括下文的吕受益之死、黄毛之死、老太太诉苦、张长林受审)都是配角带动的,这不符合剧本写作的基本原则,会导致主角的价值升华缺乏说服力。这是剧本的不足之二。正应了“我不是药神”的标题,主角由于自身原因很快向恶势力妥协了。散伙饭是一个高潮,主角表达了两个看法:1.很多人连五千元仿制药都吃不起,但这不关我事,我救不了那么多人。2.我有家人要照顾,承担不起违法的风险成本。后者是他向张长林妥协的行为动机。前者是一个电影本可以深度展开的问题。
谁应该对买不起药而死亡的病人负责?电影主体第三阶段,吕受益给出的答案是:病人自己。他知道走私违法,他知道向药企示威是徒劳,他也知道程勇“不是药神”,他也不想拖累家人。他像自然界中得了绝症的动物一样,自己走向死亡,无从埋怨。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甘的,因为明明有药,凭什么有钱人能活,穷人要死。人的不甘指向的是这种不公平,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市场用价格来决定分配,“钱就是命”“命就是钱”,但“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无数的革命家、理论家给出的种种治国方略、社会学说,说到底就是各种治疗“穷病”的药方。从某种角度上说,治好了“穷病”也就治好了“病”。另外,从人性的角度看,行善最怕的是半吊子。你作为一介草民,若从未救过病人,没人会指责你。可你救了一半放弃了,这就会遭人唾骂。如果电影呈现出病人群体对程勇的谩骂和鄙视,影片会更深刻。
替天行道
政治正确
吕受益的病情促使程勇重操旧业,整部电影进入最后三十分钟的高潮部分。他再次来到印度,见到迦梨女神——杀虫烟雾中那尊凶神恶煞的女神。“迦梨女神是湿婆妻子帕尔瓦蒂的降魔相。她杀死了恶魔阿修罗的首领,又因为恶魔的血液滴到地上,就会滋生出一千只恶魔,而一口气吸干了恶魔血液。”(《从印度迦梨女神像看〈我不是药神〉》)女神呈现出慈悲和凶暴的两个面向,似乎是主人公“普渡众生”和见死不救两个面向的一种隐喻。
这一次,程勇以500元的价格向省内外出售“神药”。这个转变受三重力量的影响:吕受益之死,黄毛之死,曹斌追查。“导师”因他而死,“伙伴”为他而死,程勇意识到他需要偿还这两笔“道德负债”。警方的上门调查,让他意识到时日无多,从而引发他飞蛾扑火般的行动。剧情的这一处理把电影的主题聚焦在了道德问题。给观众的印象是,程勇的自私导致了朋友的死亡,之后他被黄毛“水浒式的”的道义所感召,终于成了“替天行道”的“药神”。这个转向让人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但是,与辛德勒相比,程勇这一形象的厚重感和崇高感不够。从剧本的技术层面看,电影后半部分中,程勇的处境不够凶险,“敌人”不够丑恶。他为什么从“吃不起药关我什么事”变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电影从人情伦理“还债”的角度做出了解释,这就少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对生命无条件的敬畏感。他的结局是一场徒劳,而功劳属于国家,毕竟“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政治上完全正确,艺术上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角色上看,徐峥和周一围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谭卓的文艺气息恰到好处,章宇的演出充满糙粒感,王传君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后不断蜕变,杨新鸣的演技在《北平无战事》中就给人深刻的印象,王砚辉活脱脱的大奸大恶。片尾曲响起,张杰这次唱得很好,没有炫技。
图来源▽我不是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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