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 在 前 面
今天我们要批判的是一篇学术论文，名为《时事作品的叙事话语及影响因素——以明末清初苏州民变的时事书写为例》。
这种套术语的标题，首先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而且这篇文章很诡异地发表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7月第21卷第4期“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栏目内，可能是为了防止被古代文学专业的师生看到。文章自注“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751098）成果之一”，后来成为了他《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的第五章第四节，可见该作者对于本文颇为自信，本文也可能造成一定的学术上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其第一章节《影响深广的一声号角》专论《五人墓碑记》，其对《碑记》及相关史料的理解多有偏差，论证也缺乏逻辑。为免谬种流传，我们在这里特将原文列出，并逐段作出批驳。后面几个章节讨论的是明末《阴阳梦》《圣烈记》等小说，大家并不熟悉，我们权且放过。
过去倡导研究性学习，现在时兴批判性阅读教学，本推文正可作为这类教学的素材。
另外，本文所犯的论证错误，也是广大同学甚至语文教师在写作中常犯的。我们在对每条错误的分析之后，还对错误做了类别上的概括，希望能起到警示的作用。
时事作品的叙事话语及影响因素
以明末清初苏州民变的时事书写为例
一、影响深广的一声号角
作于天启七年十一月的《五人墓碑记》问世最早，影响广大。
作者自注问世时间依据的是蒋逸雪《张溥年谱》。但蒋先生的系年显然是误读了《碑记》“十有一月”的意思。天启七年十一月刚发生魏忠贤上吊自尽的事，五人墓还没有修建。苏州“五人之墓”原碑尚在，镌刻于崇祯元年，《碑记》云“斯墓徒有其石”，写作定在其后。
错误类型：迷信现成说法
作者可能是在文章发表后意识到了这一错误，在图书出版时，去掉了具体的写作时间，而在注里时间定为崇祯元年二月，并做了一番假模假样的论证，因为过于繁琐，我们附在文末，供大家批判。
张溥并未遵从史实，却非常刻意地营造了自己的一套话语。
“史实”也是根据各种记录编写成的。张溥只是说出自己认识到的事实，在他当时并不存在所谓“史实”。只能说他的记述没有进入后来编写的正史，不能倒过来说他“并未遵从史实”。
错误类型：学术理念落后
首先，毛一鹭是民变怨薮说，与史不符。在张溥笔下，毛一鹭成为市民首要攻击的对象：“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随后，毛一鹭血腥镇压这次民变：“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而五人临刑，也痛骂毛一鹭：“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
《碑记》的矛头始终对准的是“逆阉”，毛一鹭反复出现，是因为他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崇祯二年所定逆案，毛一鹭的罪状是“开读激变”，所以《碑记》的说法是颇有分寸的。
错误类型：极端化理解文本
民变组织者文震孟之子文秉提到毛一鹭，却语含感激：“邵辅忠贻书毛抚：'急以文某、姚某入告，少宰虚席以待。’盖指文肃、姚文毅两公也。毛抚勿为动，止擒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五人，具狱斩之。”
作者用“民变组织者文震孟之子”来强调这个材料的可信度。但首先从来没有记载说文震孟是民变组织者。其次文秉的《先拔志始》成书于清代，可靠度至少不高于《碑记》。再次，文震孟外甥姚希孟（按作者的逻辑，姚也是民变组织者）以及周顺昌之子周茂兰的血疏，都认为毛一鹭陷害了周顺昌。另外《五人墓碑记》碑刻现存苏州五人墓纪念馆，碑额题字者为文震孟，可以说文震孟对这篇文章作了背书。
错误类型：片面举证
《熹宗实录》载毛一鹭奏章：“方周顺昌奉旨被逮，县官往即就系，当令府县力促开读，而官旗不应逗遛需索，订期十八，致生远迩之心，此变之所由肇也。苏郡法纪陵夷，已非朝夕。臣等德不足以绥民，威不足以肃众，抑何辞于溺职之罪。除一面将犯官周顺昌交发官旗即日起解至京，伏候圣明处分外，仍次第擒缉倡乱渠魁，另行正法，以重国典。”可见，毛一鹭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用毛一鹭的奏章来为毛一鹭辩护，也可算是论证上的“神操作”了。
错误类型：全盘接受“自白”
温睿临亦载：“巡抚毛一鹭惧祸，根究乱民，杀五人以谢奄。”
这条材料说毛一鹭杀民自保，已经把其丑恶嘴脸刻画得很不堪了，何以支持其有“息事宁人的态度”？
错误类型：曲解材料
而各家史书，均未见苏民追打地方官员的记载。
这就看对于史书是怎么理解的了。明末文献记录中确实尚未见苏民攻击毛一鹭的。但《（康熙）吴县志》有这样的说法：“百姓大呼若山奔泉涌。巡抚都御史毛一鹭恐惧，弃官服匿厕中。”
崇祯元年七月出版的《魏忠贤小說斥奸书》中有以下插图，可见苏民追打地方官员，并非张溥一人的创造。
错误类型：资料掌握不全面
张溥攻击毛一鹭，乃是出于党争思维：魏忠贤虽然已经倒台，但魏的地方余党尚在，不赶尽杀绝誓不罢休。
张溥组织的是应社，党、社有明显区分（可参考谢国祯《明清之际当社运动研究》），而且《碑记》中张溥有意将“吾社”与“贤士大夫”（东林党的文震孟、姚希孟等）作了区分。说他有意突出应社影响可以，说他“出于党争思维”，那张溥真是白忙活了。
错误类型：混淆概念
这一大清洗思想并非孤立。魏忠贤倒台后，崇祯一直要求阁臣清洗阉党，但阁臣却努力缩小波及面，以免政治动荡，君臣之间数度往复。“初，逆珰死后，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学士韩爌、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不悦，再令尽列以闻。”
“不欲广搜树怨”，显然不是出于“以免政治动荡”的公心。
错误类型：曲解材料
崇祯二年正月，崇祯再次催问，阁臣仍旧拖延，于是崇祯“发原奏及前红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广，几无遗矣。”三月，“廷臣上《钦定逆案》，诏刊布中外。共二百五十八人”。崇祯扩大化清洗阉党是个极大败笔，种下了此后官僚集体既提心吊胆防备攻击又处心积虑打压政敌的膨胀心思，致使党争愈演愈烈。
崇祯皇帝是出了名的厌恶大臣结党，他清洗阉党，与东林、阉党之争有明显区别。作者在论述中加上这一段，无非是想给张溥加上参与党争以致明末政局恶化的罪名。但是在崇祯初年，张溥还在忙着考科举，跟党争没什么关系。
错误类型：无效举证
《碑记》创作之时，政坛动荡尚未波及毛一鹭，故张溥不惜扭曲事实，引火烧之。《碑记》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标志着东林后劲应社（复社前身）正式加入党争营垒。
毛一鹭在天启七年已经去世，张溥完全没有必要在他身上做文章。倒是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在崇祯元年年底还在上疏皇帝，要求把毛一鹭处以戮尸一类刑罚。相比之下，张溥在《碑记》里都没有点毛一鹭的名字，可以说是非常宽容的了。（在《五人墓碑记》的明末版本中，甚至没有“毛一鹭”三字，这三个字是到清代《古文析义》《古文观止》时代才加入的。）
错误类型：情感化表述
其次，应社是光辉领导说，与史不符。
苏州民变的指挥者为应社成员，亦即文中的“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明季北略》载：“诸生王节、杨廷枢、刘曙、郑敷教、刘羽仪、文震亨、殷献臣、王景皋、袁征、朱隗、沙舜臣、王一经等，乃迎两台于门，痛哭而陈”。
以上所举的诸生姓名，部分是崇祯间复社的成员，天启时不是应社成员。应社内的杨廷枢等人确实参与了开读之变，但他们的主要行为是在周顺昌被逮后为其凑钱来应付缇骑的勒索（所谓“敛赀财以送其行”），在开读之日与毛一鹭等官员交涉，希望他们给皇帝上奏书，认真审理周顺昌一案（所谓“声义”）。这些行为与之后缇骑与百姓的冲突并无必然关系，“指挥”更无从谈起。《碑记》也把事变的爆发点设定在缇骑的“谁为哀者”之问，没有说应社是“领导”。
错误类型：曲解文本观点
而据朱彝尊记述，张溥即应社魁首：天启四年，应社成立，起初只有张溥、杨廷枢、朱隗等十三人。张溥也曾记述创立应社过程。因此，应社策划了聚众请愿，结果弄巧成拙，事后颇有恐慌。
这里的“因此”从何而来？应社已经成立，与应社策划请愿，有任何逻辑关系吗？
错误类型：无关因果
最后，毛一鹭捕杀五位市民，将魏忠贤敷衍过去，应社成员死里逃生。作为魁首的张溥，对其来龙去脉自然一清二楚。现在，危机过去，张溥却妙笔生花，将应社成员塑造成事前组织发动、善后认真负责的光辉领导。
其实张溥并不清楚整个事件的经过，因为他把事情发生的年份“丙寅”错写成了“丁卯”，把开读之变的日期三月十八日写成了三月十五日。他更多是根据杨廷枢的叙述写作了《碑记》。而且，就算他妙笔生花，也不敢自称是如此有争议性的事件的领导。
错误类型：臆断背景
应社勇于争斗、怯于担当的性格，是历史形成的民风士习，并延续为东林、复社的一大内伤。张岱曾说：“余见新朝官籍，强半皆东林表表之人，而逆党中之蒙面事仇者，反屈指可尽也。⋯⋯人之足以锢党，而党之不足以锢人，盖已明矣。”吴伟业在《秣陵春》中、夏允彝在《幸存录》中，都曾有过此类反思。
复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誓曰“毋以辩言乱政，毋干进丧乃身”，但张溥及其同志都未能做到。这次苏州民变，他们即“敛赀财以送其行”；此后，更以资财帮助罢相周延儒咸鱼翻身，并以此要挟周将党争扩大化。《霜猿集》载张溥要求杀人“二册”，周不堪其扰，竟至希望张溥早死。所以，章太炎说：“东林之汪文言，复社之张溥，皆以善行贿赂为党人所依赖。此汉、唐、宋党人所不为者。若其内行点汙，瞑瞒声色，则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就明王朝历史而言，应社崛起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天启时的应社不等于崇祯时的复社，因科举而兴的复社也不等于因党争而成的东林。这里将时间和人物做了错综的叙述，不是科学的方法。
错误类型：强行捆绑
另外要吐槽一下，“敛赀财以送其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善举，与“众筹”拱周延儒上位完全不是一类行为。作者可能对“赀财”过敏了。
第三，市民是反阉先锋说，与史不符。
《五人墓碑记》还发掘出一个新主题：将市民阶层拉入党争队伍，使之成为党争急先锋，以博取舆论支持，扩大政治影响。历史上的党争都局限在朝廷之上，晚明党争即是内廷与外朝之间的纷争。而《碑记》中，下层民众被裹挟进入党争队伍：苏州市民“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五人临刑，“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因此，市井民众被士人化，被引入东林队伍中，成为反阉急先锋。
这也是一个虚构情节。五人临刑，并无痛骂之事。《明季北略》载：“斩五人于阊门吊桥，时颜佩韦等四人俱不畏，独周文元本舆夫，大哭。”《明史》载：“佩韦等皆市人，文元则顺昌舆隶也，论大辟。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苏州民变，只是一时激愤，参与党争、誓死反阉之说显属附会。
五人临刑时的情况，《明季北略》和《明史》的作者也都不是目击者，不能以彼非此。
错误类型：厚此薄彼
周顺昌并非东林党人，他是因为同情被魏忠贤迫害的周起元、魏大中而受到嫉恨，被罗织入罪。用党争理解开读之变，虽可作为一说，但不能推翻这场事变有众多苏州市民参与的事实。作者用“一时激愤”来说开读之变，与《碑记》的“急于义而死焉”（“急”，一作“激”），是一样的意思。《碑记》并没有说市民是“反阉急先锋”，“参与党争、誓死反阉”，作者先曲解《碑记》，再作反驳，可谓多事。
错误类型：曲解文本观点
把东林党与民心捆绑到一起，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崇祯毁《三朝要典》，清洗阉党，给世人尘埃落定的印象。而阉党扶植的南明小朝廷又非常短命，更加剧了世人的鄙薄之心。加上阉党“所仇怨多在江南”，江南士人与东林、复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著文讲学，影响甚大。东林及其后劲复社遂获得广泛的民间支持。
张溥把应社成员打扮成组织领导者，将暴动市民解读成听从应社号召、积极投身党争的急先锋，又将毛一鹭扭曲成民变的愤怒对象，从而突出应社巨大的社会号召能量，并将“吾社”继东林而起的政治含义固定在世人头脑中。
这里是对文章的总结。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本文的问题。《碑记》的政治意图确实是个有价值的论题，但需要结合文本进行细致的论证，并与当时其他记叙开读事件的《开读始末》《开读传信》《缇骑纪略》《五人传》甚至小说《阴阳梦》等作比较。而本文采取的是理念先行，曲解文本和片面举证的做法。文章的三个论点都不成立。“把应社成员打扮成组织领导者”“将暴动市民解读成听从应社号召、积极投身党争的急先锋”，与《碑记》的实际行文不符。《碑记》确实丑化了毛一鹭，但这未必违背苏州市民对毛一鹭的实际看法。至于行文中惯于使用“刻意营造”“打扮”之类主观色彩严重的词语，也是用力过猛了。
任何文献都只是历史的遗迹，从中还原出历史真相的哪怕一小部分，都是一项需要丰厚学识和谨慎态度的工作。因为时代距离造成了的观念差异，我们很容易对古人古事提出新的想法。“大胆假设”容易了，“小心论证”却成了一件难事。孰谓文章千古事，自信得失无人知，成了很多学者的心理。解决之道，可能就是从娃娃抓起，在作文教学中摒弃堆砌材料的做法，而是指导学生多作对材料的辩证分析，有逻辑地进行说理。我们在《高中考场作文分类突破》第二章“理论陈述类作文”和第三张“观点碰撞类作文”中，专门介绍了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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