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三年级）
哈代一直被认为是个悲观主义者，一个阴郁沉闷的作家，其小说世界里的人们总是在难以摆脱的罗网里绝望挣扎。短篇小说《三怪客》里的钟表匠虽然成功逃脱了绞架，而慷慨好客的牧羊人和他吝啬的妻子，以及笨口拙舌的乡警等人的表演都不乏喜剧色彩，但仍充满了悲剧气氛。这篇小说不同于命运悲剧或性格悲剧，而是通过主人公在悲剧环境中的行为，通过“行动中的人”来传达悲剧。
这个具有悲剧特色的“行动中的人”就是那头一个“怪客”——那个钟表匠。命运悲剧是意志不敌命运的戏弄，性格悲剧是性格不敌环境的限制。而“行动中的人的悲剧”是更局普遍意义的，表现的是人本身与永恒的悲剧力量的冲突。悲剧力的存在无法避免，却常常被忘记，就像温馨的牧羊人小屋中的客人们忘记了屋外的暴雨。只有试图逃出悲剧的行动者才能体会这种悲剧，也只有行动者才能带领我们看清这悲剧。在《三怪客》中，那个钟表匠就是一个悲剧里的逃亡者。
小说原题“The Three Strangers”，我认为译为“三生客”更为贴切。小说就是表现一种异于常人的行为，也就是异于我们的陌生人的行为。给温馨的牧羊人小屋带来死亡恐惧的是一个“生客”——绞刑吏，而力图摆脱死亡恐惧的也是一个“生客”——钟表匠，而我们则如处在牧羊人农舍里的歌舞者和醉客，已经不习惯陌生人来打扰我们的迷梦了。钟表匠“大步流星地在雨中进行，走的是一条很少有人踏过的路”。就是这个在悲剧环境穿行的“生客”，成为小说的悲剧性的主要体现者。他与死亡擦肩而过的表演，过程虽然轻松，却把沉重留给了我们。
那永恒的悲剧力量源于人类悲哀的本质——死亡，却又不仅仅是死亡。钟表匠成功逃离死亡的同时，向我们展现的是真个人类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存境遇，传达的是作者本人对于人类境遇的理解——悲观主义的理解。
一．悲观主义，小说中的时空
哈代早年就形成了一种悲观主义哲学，认为支配宇宙的是一种不识善恶的冷酷无情的力量，人类是这种力量的牺牲品。年满18岁之前，哈代亲眼目睹两个犯人吊在绞刑架上挣扎。在他的记忆里，痛苦和忧伤是人生最基本的特征。在写作这篇原于民间传说的、原本生动活泼的死囚逃生故事时，勾起了他的悲天悯人之情，并从对个人生命的脆弱扩大到对于人类的处境的关注。当时天文科学与物理学的新发现影响了哈代对于人在世界中渺小地位的认识，表现在这篇小说里，就是那种面对孤独和时光流逝的无奈。
小农舍虽然热闹，但这仅是“此地偶得一见的人类盘踞的痕迹”，是“某个牧羊人居住的孤零零的农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孑然独立，一无遮避”，甚至不依傍“古时的土宅子或坟丘”、“一丛树”或起码的“一段枯死的古树篱”。“这所宅子完全暴露在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之中”，形成了在无限宇宙中迷茫的人类世界的象征。而那无处避雨、将臀部迎风站着的牲畜，那尾巴被风吹得像一把翻转过来伞的小鸟儿，就是人类无助的窘态的写照。这样的“闭塞”环境在哈代早期是宗法制田园安宁的保证，而这曾有的满足在这篇小说里明显敌不过悲观倾向，这闭塞环境若使“那些性喜沉思默念美好事物的骚人墨客、哲人画师远离尘嚣，又嫌不足”。
整篇小说处处表现出作者对时间的关注。作者特意提供了故事发生的精确时间——“18世纪20年代某年的3月28夜”；并且乐于记录久远事物的年代：“这一叉口自其形成之日至今已足足有500年了”；以及时间的范围：“这个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的夜晚”，在“8点钟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安乐窝”，而搜捕者们簇拥着钟表匠的弟弟会到牧羊人的农舍时“已经11点了”，此间绞刑吏“曾与那伙伴在那山坡上孤独的农舍里共度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切都显得悄然流逝，不可复返。
空间的孤独与时间的流逝在小说开头和结尾交织在一起。拉开序幕，首先是“英格兰农业地区的独特景致，虽历经数百年而变化甚微”。最后的描写给人观览遗迹般的感觉：“牧羊人芬诺尔和他节俭的妻子的坟墓早已绿草如茵了，那次洗礼命名晚会上的客人们大多也随着待客的主人们到坟墓里去了；众人为之欢聚一堂的那个婴儿如今已是一位老妇，如一片凋谢的黄叶”。
二．复杂的宗教感情，牧羊人农舍里的歌舞者和醉客
由于哈代对宗教的矛盾感情，宗教在摆脱这种悲剧情境的努力中显得无力。
当哈代还是一个多尔切斯特的建筑学徒时，他的一个同伴与一个负责洗礼的牧师的儿子关于婴儿洗礼的的争论，促发了他对于宗教的研究。而后来获得的不可知论又破坏了哈代的宗教信仰，但他的仍然对宗教有着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在解决悲观主义时起着作用，在这篇小说中，就体现在代表“我们”的角色——那些牧羊人农舍里的歌舞者和醉客的身上。
复杂的感情表现出对于逝去的过去、简单的信念和对于基督教的价值的想望。“快活的乡下人为了庆贺二女儿的受洗命名在大宴宾客”，就使故事进入了一个宗教感情与人间温情交融的理想境界。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安乐窝”，“整个聚会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原因在于“每个人都绝对相信他人对自己有好感，于是一种无比自在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一点便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固有的平和心态提升到一种不亚于帝王的恬谧的满足感，最终使这一聚会的气氛和谐之至”。那些对于“从古老的家用圣经上雕刻铜版印刷的主教图上的那种旧式的，直至在上届当地绵羊交易会上最流行的新款的”牧羊杖曲柄，以及“历来举行宴会标志”的蜡烛的描写，传达了作者对于宗法制农村旧道德与旧价值的怀恋。
可对现实的了解使哈代不断打破自己制造的温馨境界。当死亡的象征——绞刑吏唱起那首表明自己工作的歌时，“屋里一片寂静”，继而“大家对这首意义晦涩的歌感到迷茫”，最后“客人们个个惊得直往后退，勉强忍住没叫出声来”。他们是牧羊人，要绞死的是个偷羊贼，不仅与他们无关，还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他们的紧张源于更深层的“死亡”这一人类的普遍恐惧。当他们走到屋外，他们也成为了钟表匠弟弟口中的“赶路人”，也体会到了那种孤独的恐惧，“靠着法律壮胆”，带着灯笼、棍子和草叉，“其中几人落入了大自然为所有迷失方向的夜行者设下的陷阱里”。女人们更是畏惧出门，“巴不得有了这个上楼去哄孩子的借口”。他们与那位与悲剧力量抗争的勇士相去甚远，而我们就是与他们一样的乐于局促一室之内的歌舞者和醉客。
三．一丝希望，钟表匠及绞刑吏
但我们这些农舍里的歌舞者和醉客从那个孤独的逃亡者身上看到了希望。“那人跟刽子手套近乎时表现出非凡的镇静与胆量，也确实令他们折服。”
法国数学家帕斯卡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其本质十分脆弱；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而宇宙却丝毫不知道它对人所具有的优势。”钟表匠与绞刑吏就各是思想的人与无知的宇宙的代表。钟表匠一出场就是一个与悲剧命运斗争的勇士与智者，“大步流星地在雨中进行”，“用着心力透视着门板，好像以此来忖度此类宅子所能包容的种种可能性”。而绞刑吏则“举止俗气”，只是一个只知狂饮的自大的家伙，把钟表匠当作“唯一一个对他的寻开心有所反映的朋友”，当客人们开始怀疑第三位生客的身份时，他还说：“我没注意到这些”，他是看不出来，更是无心去看。钟表匠与绞刑吏在牧羊人农舍中交杯换盏，共同唱起“绞刑歌”，就把这种对比发挥到让人惊叹的极致。尽管在知情的钟表匠的弟弟眼里，钟表匠“目光痛苦异常”，但这是一种对命运自觉的痛苦，其高明胜过绞刑吏无知的大笑百倍。
在哈代的其他小说里，人与命运的斗争总是力量悬殊，任何努力都显得徒劳无益，最后难逃毁灭的结局，令我们领略到怜悯和恐惧的悲剧效果。而这篇小说传达的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悲剧：“每一个伟大的悲剧在根本上又必须是乐观的，因为悲剧的本质在于它的英雄主义的宏伟，在于它在我们的心里激起强大的生命力和奋发激进的情绪。”“那天晚上牧羊人家三位生客登门的故事，以及与此相关的细节，在高老鸦楼附近的乡间一直流传不衰”，钟表匠的事迹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也就超越了死亡，所以“穿灰衣服的那位先生未能完成那天早上在卡斯特桥的公事，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为了公事与那善解人意的伙伴重聚”。钟表匠在同命运搏斗中所表现的惊人勇气和智慧，显示出人类的尊严和崇高，安抚了我们沉闷的心灵，使我们透过阴霾，看到一丝希望之光。
写完以上这些，我走在从教室回宿舍的黑路上，颇有钟表匠在雨中独行的感觉。终日在教室英语六级、考研，尽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此乐或与牧羊人农舍里的歌舞者和醉客所得之乐相去不远。唉，不知何时能与主宰这一切的人共处一室，干一杯蜜酒。
参考书目：
[1] 道德宽容的倡导者——哈代短篇小说选．韩鹏 译．外文出版社，2000
[2] 回应悲剧谬斯的呼唤——托马斯·哈代小说和诗歌研究文集．祁寿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Dale Kramer．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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