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事业，需要具备三个“S”——除了简单（simple）、有规模（scalable）外，还须要有可持续性（sustainable）。不幸的是，这唯有极少数的事业才能做到；可持续的未必都伟大，但伟大的事业却一定是可持续的。
在60岁时，多数常人的职业生涯已进入尾声；70岁时，绝大多数专业人士——包括金融业中的投资银行家和风险投资家，多已退居幕后、安享天年；而令人吃惊的是，90岁时，价值投资者如巴菲特、芒格、Philip Carret和Roy Neurberger，却依然活跃在第一线，耐久性（durability）成为了他们的标签。
按常人的标准，巴菲特出名很晚，刚过60岁时，他担任了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Solomon Brothers，后被花旗银行收购）的董事会主席，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个乡巴佬是谁？”
他90%以上的财富是在65岁后获得的，如果没有持久力，就不会有今天的股神。在投资的行业中，跑得快固然重要，但活得久可能更重要。
在艺术的世界里，亦是如此。齐白石和毕加索是中西方近当代艺术的两座巅峰，他们都活到了90多岁，长寿是他们高产和获得盛誉的重要原因。
齐白石以前是木匠，近60岁时才因画而得名，此后艺术声望和市场价值一路飙升，一生共创作了近2万件艺术作品；毕加索是世界上最高产的艺术家之一，一生中共创作了13000多幅画和10万多件雕刻和版画。
根据沃顿商学院的教授Adam Grant在其著作《原创》（Originals）中的研究——艺术家的杰作与其创作数量正相关，作品越丰富，精品可能就越多，市场流通性也越好，对商业化也越有价值。
毕加索和齐白石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市场价值最高的艺术家，不夸张地说，除了天赋和勤奋外，正是可持续性成就了两位大师。
少数职业具有可持续性，并且越老越吃香，譬如医生和投资人，他们的见识、视野和经验随着时间推移，具有雪球效应——积累越多，越难以复制，更难以超越；而程序员则恰好相反，必须不停地和时间赛跑，由于摩尔定律的影响，行业更新极快，固有的知识、技术很容易被替代或淘汰。
在演艺圈和流行音乐的领域里，大多数“偶像派”明星，常凭借青春靓丽或一两件作品，如昙花一样绽放，又如陨石一般快速坠落；而极少数的“实力派”明星却往往可以持续，甚至七八十岁还在创造惊喜，譬如知名影星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以83岁创记录的高龄获得了奥斯卡奖，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在演技上屡屡自我突破，在其生涯中斩获过4次奥斯卡奖，迄今仍无人超越。
在竞技体育场上，由于竞争和运动伤害等原因，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尤其短暂，多数在30～40岁前就会退休，而令人惊奇的是，加拿大马术运动员Ian Millar，连续代表国家参加了10次奥运会，跨越40年之久，创造了历史；在NBA（美国职业篮球协会）的历史中，以前的总得分王贾巴尔和新晋的得分王勒布朗·詹姆斯，都是赛场上的常青树，在高强度的对抗和竞争中，其职业生涯都超过20年，是同辈们平均值的一倍以上，并且近40岁时还是球队主力，依然可以主导比赛结果，这与他们对目标的专注聚焦、超强的自律、对风险（如运动伤害和各类诱惑）的规避、以及迥异常人的坚毅力（grit）直接有关。
中国历史上，多数朝代历经两三百年，就会改朝换代；极端情况下，像秦朝仅成立了15年，王莽的新朝仅16年，隋朝也只存活了37年，这些王朝大开大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们要么毁于治理成本的膨胀，而无法穿越不可避免的经济、财政周期，要么毁于治理不当而破坏的社会关系，即便英明神武如汉武帝和乾隆，也无法逃脱治乱循环，他们虽创造了各自朝代的巅峰，但也埋下了之后衰退的种子——
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指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而乾隆帝退位仅一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其过世仅20年后，清廷就遭遇了“道光萧条”，40年后就发生了鸦片战争，曾如日中天的大清王朝就此走入了结构性衰落。
与之相反，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如算上“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其统治延续了791年之久，比元、明、清加中华民国四朝的总和还要长；周朝的分封制，以土地加爵位作为激励，稳定了官僚和贵族阶层，并且让潜在的敌对势力互相制衡、对冲，甚至彼此消耗，变相强化了周朝王权的超然地位，加上礼乐制度，从意识形态上帮助固化了社会结构和秩序，大大降低了治理成本和风险，使周朝穿越周期、拥有了加长版的存续期。
此外，与中国朝代频繁更换不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同一个家族成为国家领袖和象征近1400多年，为国家提供了难得的稳定性。根据传说，他们为日本创世之神天照大神的后裔，也是神道教的最高领袖，因而占据了信仰和道德的制高点，即便彪悍如织田信长、功于心计如德川家康、强势如二战时的日本军国政府，均无法取代天皇的超然地位；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到德仁天皇共历经126代，使天皇成为君主立宪（constitutional monarchy）时代全世界最长久的君主家族。
可持续性为何重要？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复利效应是人间的第八大奇迹，有了时间轴的延长，复利才能发挥其神奇的作用。生命质量是长度和浓度交互作用的结果，极少数人拥有高浓度的生命，所以电光火石、虽短暂而能名留青史，但多数人生命浓度不够，必须用长度来弥补；
同样的，企业的内在价值和生命周期直接有关，是其经济生命（economic life）中所能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总和，并按照合适的折扣折算而得到，所以企业的生命周期越长，内在价值就越高；国家和民族，也需要时间的洗涤和累积，其文化和传统才会像陈酿一样，日久弥香。
现代家庭的可持续性也面临严峻挑战。近8年来，中国的结婚人数下降了惊人的近40%，而在那些相对幸运、已结婚的人当中，离婚率却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5%，上升到了如今的近50%！此外中国有差不多8,000万农民工的子女，常年与父母分开，没有父母的陪伴，他们的未来会如何？
在财富光谱的另一端，香港的十大富豪家族多数都有纷争，过于复杂的家庭结构造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并且因为无法分享最宝贵的资源——包括爱和价值观，维系家庭的就只能是利益。双方关系始于相识，终极是婚姻，其核心不在于管理对方，而在于自我管理和恒久忍耐；
历史上的研究一再表明，多数可持续的婚姻是因为双方价值观相似，而不是对方的美貌或财富，把关系置于这些变量，一定会有波动乃至失望，只有把关系置于恒量，建立相同的价值观，无论是对待金钱、事业、信仰、子女教育、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在这些人生重要决定和节点上可以兼容，才能避免“同而不合”，才有可能“和而不同”，和谐长久。
家族传承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约25年，康奈尔大学的调查显示，在美国，仅有13%的家族企业能传承到第二代手中，而能传到第三代的仅为3%，再次印证了“富不过三代”的规律。
多数家族只传承了财富，而未注重“5个C”的整体传承（包括Connection亲情，Core Value核心价值观，Culture家族文化，Career教育及职业和Capital资本)，多数家族只传承了比较优势（譬如地位、社会关系和财富），而没有传承竞争优势（譬如创业的能力和价值观），最后家道中落难以避免，比如清末首富盛宣怀曾富可敌国，其子盛祖颐虽继承了丰厚的家产，却没有继承其父的经营能力，他挥霍无度，曾沉迷于赌博而一夜间输掉了上海一条街的房产，最后没落到连公园的门票都买不起。
与之对照，全世界犹太人源于一个家族，虽然在历史上经历千难万险，但不仅没有被灭亡、还能延续至今并卓有成就，堪称人类的奇迹；犹太人拥有历史上保存最完整的一份家谱——根据《圣经》记载，旧约是上帝和犹太人祖先定立的约（新约则为上帝之子耶稣和普世人立的约），从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到大卫王，一共有十四代；从大卫王到耶路撒冷沦陷、以至犹太人被迫迁徙到巴比伦，也有十四代；从巴比伦迁徙到耶稣基督来临，又经历了十四代。
犹太人以不到全球2‰的人口，获得了历史上20%多的诺贝尔奖，超过全球人口平均值100多倍！他们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绩：马克思、列宁、爱因斯坦、基辛格、索罗斯、弗洛伊德、门德尔松、以及谷歌、脸书、高盛、ChatGPT和黑石的创始人等都具有犹太血统，他们的卓然成就影响了全人类。
二战期间，约三分之二的欧洲犹太人被害，但犹太民族重视信仰、价值观、教育和智慧，正是这些软实力，使他们能穿越千年周期，虽经历苦难、萧条甚至战争，还能延绵不断、根深叶茂。
要做到可持续发展，究竟有哪些要诀？
1、首先要找到自己的能力圈（circle of competence），如股神巴菲特所说的——只有专注于自己热爱并擅长的事业，才会不厌倦、不懈怠，并且投入越多，就越能享受“一万小时”的红利（即在任何行业里投入一万小时，就可能成为行业的专家）；
2、所从事的事业难易适度，边际幸福感（marginal happiness）才会最大化，就越可能持久——事业如果太容易，会使人因缺乏挑战而失去成就感；如果太难，则容易被挫败而失望沮丧。难易适度，时有所成，幸福感会如同泉水一样涌流，事业才可能持久；
3、要建立起支撑你事业的生态体系，如Angela Duckworth在《坚毅力》(Grit) 一书中所倡导的，让热爱和支持你的人环绕在周围，虽然你仍会面临障碍和挑战，但只要被爱充满，就可能持续而久长；
4、人有身、心、灵三要素，多数人穷其一生，是为着身体寻找美好的居所，但只要心和灵没有归宿，即便身住五星级酒店，内心也照样会忐忑不安、忧虑惊恐。如圣经所言，“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美好的信仰就是心灵的居所，只有给心和灵筑一个温暖舒适的家，平安喜乐才会常伴左右，事业和生活才可能基业常青。
作者：季卫东博士为“全明星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目前管理超过百亿人民币等量的境外资产，已投资的企业包括小米、滴滴出行、商汤科技、满帮、陆金所、Grab、途家、哈啰出行、丰巢、天鹅到家、Fitu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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