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红尘之十五：河南大妞张小暖（下）

?张小暖不需要象其他中国人那样起早贪黑的练摊儿批货，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每月有刘衡提供的固定生活费，虽不宽裕，但也够了。她无所事事，到处走走看看。刘衡仍是每两周来一次，对于张小暖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日子。
后来，刘达不能忍受布拉格的孤独，回国了。老张不知又从哪儿领回来一个小伙子，是湖南省公派出来做生意的。老张喵上了人家的货，就把他招来同住。别看这小伙子生意做得一塌糊涂，但爱国之情每每溢于言表。比如，有时张小暖和他在街上闲逛，没话找话说，“你看欧洲的草多绿呀！”他便恶狠狠地回答：“中国的草也不是白的！”有时，张小暖指着机灵乖巧憨态可掬的捷克孩子说：“你看这孩子多漂亮。他又恶狠狠地回答：“丑死了！丑死了！根本不如中国孩子好看！”
我们都叫他“爱国者”。
爱国者喜欢去卡西诺赌钱，当然下得都是很小的注。有一回在张小暖那儿闲聊，大家谈起卡西诺，爱国者说他手气不好，总输。我问他玩儿什么？他说是拉耗子。我说我告诉你我的经验，要去就早一点去，赌场刚开门你就进去。这时候赌客很少，你就和庄家两个人赌，输的可能性极小。庄家是赌客愈多愈高兴，输给你的钱是用赢别人的钱来付的。跟庄家两人赌你根本不用看牌，双方概率是一样的，可他赢你只是你下的注，你要赢他就可能翻好多倍。我就根本不看牌，把把都赌，从不Pass，潇洒得很。
爱国者当天就领着张小暖去了卡西诺。
潇洒是潇洒了，只是输得一塌糊涂。
狼狈不堪地出了赌场，爱国者一言不发。看着他那铁青脸，张小暖也不敢说什么。快进家了，爱国者才充满仇恨地质问张小暖：
“你说！为什么她要骗我！”
爱国者还有一个爱好是看色情电影。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刚从国内出来的人大都如此。他经常租些色情片回来欣赏，竟有些走火入魔了。
有一天晚上，老张不在家，张小暖己经睡了，他一个人穿着个三角裤在客厅里看色情片。看你就看呗，不行，他把持不住了，便去敲张小暖的门。
张小暖以为他要找什么东西，便睡眼惺松地开了门。哪想到爱国者一句话不说，从她胳肢窝底下噌的钻了进去，仰面躺在张小暖的床上，那个丑陋的东西把个三角裤高高的支着。
张小暖急了，“你想干什么呀？你有神经病呀？”
爱国者却不急，说：“玩玩儿吧，这有什么，你看那些电影，都这样，可随便呢。”
张小暖气得鼻子都歪了，“你也不怕我告诉刘衡？”
爱国者根本不把刘衡当回事，说：“你告去吧，比我也高不了多少，我才不怕呢。”
张小暖无计可施了，带着哭腔说：“你睡吧，我到客厅里坐一夜。”
正坐在沙发上落泪呢，嘿，爱国者又悄没声儿的出来了。怯怯地说：“张小暖，你是当姐的，别跟我一般见识。你回去睡吧，我保证不那样了。不过，你可千万别告诉人呀。”
不告诉人是不可能的，张小暖没有不能告诉人的事。有事藏在心里不说，能憋死她！她不光告诉了刘衡，也告诉了我。
我问：“刘衡听了怎么样？”
“没事儿，他说他是小孩儿。真他妈混蛋！”张小暖悻悻地骂。不知是骂爱国者还是骂刘衡。
后来，张建军因为没能蒙上爱国者的货而愤愤不平，又见张小暖整天和他在一起，便下了逐客令，规定时间，扫地出门。张小暖一下没了住处，急得什么似的，便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来我这儿住些日子。我问清原委，当即对她说：“你来吧，别提房钱，也别提饭钱，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张小暖在电话那头儿哭了。
但她没来，她最终还是和爱国者共同租了一套房子。
事情过去两年多了，张小暖已经买了房子，在她那属于自己的新居里，我问她当时为什么没搬到我这儿来，她说是刘衡不同意，刘衡说人家是大公司，不要住一块儿搞臭了，将来连生意也没得做，你还是跟爱国者一块儿去吧。“那他要再跟我犯混怎么办？”张小暖不愿意，便问。“不会的，他是个小孩子嘛，吓唬吓唬就不敢了。”刘衡说。
我明白刘衡的想法，即便与爱国者有几回苟且之事，张小暖也不会有任何感情投入。
刘衡并不在意。
张小暖非常喜欢开车，她觉着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跑既神气又痛快。是张建军教会她开车的，只要老张一有空儿，她就央求着要去开车。一般的情况老张都会照准，当然是有条件的：加四百克郎油，开一个小时。
老张的车是柴油，按当时的油价，四百克郎就加满了。
后来爱国者也买了一辆二手斯柯达，却从不让张小暖摸一下方向盘。买上车没几天，快过年了，爱国者开车去买机票，回来时让人追了尾，整个后面玻璃都碎了。他也无心修理，把车钥匙交给张小暖，告诉她不准动车，说交给你钥匙是怕车停的不合适需要挪动，否则连钥匙也不给你留。
张小暖一连声儿的答应着接过钥匙。
千真万确，她只开过两回。一回是去车站接刘衡，另一回是去一个朋友家做客。
爱国者过完年回来了，张小暖和他一起去超市买菜，上了车，爱国者不发动机器，掏出个小本子看了一眼，又盯着仪表盘看。“张小暖”，他严厉地说，“你开车了！”
张小暖当然不承认，“没有没有，我没开车。”
爱国者怒不可遏，“你骗人！走的时候我抄下了公里数，现在多了十八公里，你看！”
他把小本子摔到张小暖面前。
铁证如山，张小暖傻了。
被老张扫地出门这件事也给了刘衡相当的刺激。他不能总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和不相干的男人在一块儿拼住。他拿出打工的积蓄，为张小暖在布拉格买了一所房子。
张小暖从此安居了。
可她还想乐业，她不甘心每月从刘衡那里拿几百马克，也不是心疼他刷碗刷的辛苦，是嫌少。她必顺赚更多的钱，因为她不光有儿子，还有妈妈、哥哥、姐姐、弟弟。
张小暖说她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回国发钱。全家人都会去车站迎接她，回到家里坐定，她就把早己准备好了的钱一人一份发给大家。大家欢天喜地地散了，第二天便再无人来。
她后来学精了，要过几天才发钱。大家天天都来陪她，热热闹闹的。
她也向我描述了她的远大理想：有了很多钱以后，在郑州一一当然是在郑州一一买一所大房子，让全家人都住在一起，乐呵呵地过富裕日子。
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她开始找工作。
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名字叫“太阳”的中餐馆当女侍。这家餐馆在使馆区，生意不错。老板规定每位女侍都必须穿旗袍和高跟鞋，由店里统一发给。旗袍的叉一直开到大腿根儿，这张小暖倒不怕，“看去，又掉不了肉。”可那高跟鞋就受不了了一一这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呀！她个儿高，再加上风风火火到处跑的性格，在国内时从未穿过高跟鞋。出国以后，身边是刘衡，不穿就己经高一头了。
更要命的是，一天十个小时，不管有没有客人，除了吃饭不许坐。腿那个酸，脚那个疼呀！
晚上回家，抱着脚掉泪。睡到半夜，腿肚子抽筋。
刘衡回来了，向他诉苦。哪想到刘衡说，这很正常，德国也是这样。上班时间就是不能坐嘛，当然要穿旗袍了，中国特色嘛，当然要穿高跟鞋了，曲线美嘛。
“让你妈去曲线美吧！”张小暖说。
“关键是钱少。”张小暖对我说，“一个月才六千克郎，连两百美金都不到，不干了！”
她找的第二份工作，是给一家中国人的批发公司做事。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位女性，叫李琪。是1992年来布拉格的，戏称“黄埔一期”。她很会做生意，几年功夫，白手起家，把生意做得轰轰烈烈。张小暖在这里负责记帐、出货、分类、整理样品等一应杂务，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工资比太阳略高一点，管午饭，八千克郎。虽然累一点，但不用穿高跟鞋，还算痛快。然而世事难以逆料，李琪突然结束了她在布拉格的生意，和比她小十几岁的小情人双双去美国了，留下一个垮了台的公司和呆头呆脑的丈夫。
张小暖又得重新找工作了。
别说，她还真好找活儿一一人人都喜欢她那大大咧咧的劲儿。又诚实，又漂亮，许多专做批发的中国老板都乐意要她。
她在十区越南村又找到了新工作。
“越南村”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一叫法。捷克社会主义时期，与东欧及前苏联所有国家一样，都有大批来自社会主义越南的男女工人。当时越南正在进行着民族解放战争，支援自己的亚洲兄弟，是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越南统一以后，由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力不足，越南政府便组织工人来到这些国家。原先说好是两年一换，旧人回国，新人到来。然而，大量的越南人爱上了这块欧洲土地，他们不肯回去了。待到苏联解体，东欧变色，镰刀斧头旗一夜之间落地，他们就更不肯回去了。全盛时期捷克据说有十五万越南人。无工可打，便做生意。适逢中国人大量拥入，使越南兄弟先富了起来。批发中国货的公司和零售中国货的摊点犹如波西米亚雨后的蘑菇，一堆一堆，一片一片。布拉格有两个越南人做老板以越南人为主的大批发市场，一个在四区，中国人便称为四区越南村；另一个在十区，便称为十区越南村。因为越南人大都个子小小的，中国人亲切地通称他们为“小越”。
张小暖的新老板是个福建农民，用人用得狠，可工资也给的不低：保底工资一万克郎，百分之二的提成不封顶。张小暖人缘好，又漂亮，认识不认识的都到她那里拿货，一个月下来，差不多有两万多克郎收进了口袋。圣诞节前是旺季，天寒地冻，十分辛苦。刘衡仍是每两周回来一次，回来就到越南村帮忙。左右邻居都烤着电炉，就张小暖没有，大伙就冲刘衡嚷，“快给张小暖买个电炉吧，要把张小暖冻死了！”“张小暖不怕冷，就怕热。”刘衡说。张小暖气得鼓鼓的，正准备找个没人的地方发作。正好有人来拿货，刘衡便推着小车给顾客往停车场送货，在雪地里跑得飞快。张小暖跟在后面，准备一会儿好好骂他一顿，忽然看见他的鞋破了一只，脚后跟都漏出来了，沾满了雪和泥。
她心软了，眼泪也溢满了眼眶。
她就这样度过了波西米亚多雪的冬天。
张小暖把她的大哥也从郑州弄到了捷克，是一个憨厚老实的汉子，没事可做，便也由刘衡养着。大哥看到了张小暖艰苦的工作环境，便要带妹妹回郑州，说穷不怕，再穷也不能受这罪。他经常向我骂刘衡，“那个畜牲！”他认为刘衡不应该让张小暖去工作，为此也和刘衡理论过多次。刘衡对他的观点很吃惊，说：“干活儿是正常的，不干活儿才是不正常的。在德国不管你是穷学生还是百万富翁的儿子，都一样要干活儿。”他同样对刘衡的观点也很吃惊，说：“你这象个男人说的话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自古就是这么个理！”
大哥不在的时候，张小暖便让我来仲裁。我说：“第一你应该工作；第二，你的家人与刘衡没有任何关系，他根本没有义务负责除你以外任何人的生活。”
张小暖吃了一惊，说：“我原本是为了让你批判他，你倒好，批判起我来了。”
刘衡拍掌大笑。
春天来了，苦也吃不成了。由于克郎贬值，关税提高，各种费用剧增，中国批发商已无钱可赚，纷纷裁员。张小暖也被裁了。她还试过其他公司，答复基本一致。
事情己经过去一年了，张小暖再度失业在家，我请几个朋友吃饭，张小暖也是其中之一。席间大家闲扯，谈起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小孔。小孔是杭州人，本来在一个制药厂做销售科长，放着科长不做，跑到布拉格来练摊儿。对于从未吃过苦的他来说，这下算掉到苦海里去了。他极喜喝啤酒，酒量也大。冬天练摊儿，一边卖货一边喝酒，有时顾客多忙不过来，就把酒瓶子往摊位下面一放，等顾客走了取出来再喝时，酒己冻成了冰。
他虽然十困顿，但对人很好，特别是对女人，更好，颇有丈夫气。一个人练摊儿很难，他找了一个伴儿，是个越南妹，瘦瘦的，不难看。越南人懂英语的不多，但她懂，她是从西贡来的，很看不起那些来自北方的同胞。小孔也懂些英语，因此可以沟通。有她在，小孔似乎也有了一点点生气。早晨他们把摊子支好，小孔便开车出去找货。中午回来时，越南姑娘己经把午饭热好了一一她头一天晚上就煎好了牛排或鱼块儿。
小孔幸福地吃着。
这个姑娘哪儿都好，就是名字难听，叫“妈哎”。一听小孔“妈、妈”的喊她，我就笑得肚疼。
头一个月下来，一算帐，挣了两万四千克郎。小孔二话没说，给了“妈哎”一万七。
“妈哎”高兴极了。
朋友们都说他傻，他光笑着喝酒不说话。我说这很正常，当年中国人民也是勒紧自已的裤腰带支援越南人民的，光荣传统不能丢呀！
大家就笑。
第二个月开始了。有一回我去找小孔，他不在。越南妹让我等他一下，说他一会儿就回来。我便坐在那儿一边看她卖货，一边和她聊天。她娴熟地收钱，找钱，笑盈盈地向顾客说再见。等了半个小时，小孔仍未回来，我就走了。
下午，小孔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找他有什么事？然后说：“今天真倒楣，她把钱包给丢了，两万多呢！”我一惊，问：“怎么会？”小孔说：“她讲顾客多，她照顾不过来，钱包就放在摊位上，被人拿去了。”
我替他可惜，我想告诉他，钱包一直在越南妹的衣袋里，她小心极了。
我终于没说。
这个月还未结束，她和一个男小越去外地练摊儿了。
过了几天，小孔又找到一个伙伴儿：青田妹春菊。他们结束了原来的摊位，在一家超市门口租了一个商亭。刚开张，冬天己经来了。小孔怕春菊冷，马上掏钱买了一个电暖气让她热乎乎的坐着卖货，而他则奔波于各个公司去找货。
“小孔要是愿意我就和他傍！”张小暖听罢高声宣布。
大家笑做一团。
张小暖离开了捷克。她终于和刘衡正式结婚了，她因此取得了在德国居留的权利。
现在，她在柏林洗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