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当年有不少公派公司,生存期一般是两年,赔净花光,打道回府。虾米老丁便是其中一个。
虾米老丁姓丁,而且瘦,很高,像个大虾米,因此得名。虾米老丁来自南京大厂区,好像是区里一个什么官。他代表大厂区来布拉格发展,取大厂区的“大”和捷克共和国的“捷”在布拉格注册了大捷公司,名字倒响亮,可惜中看不中用,最终虾米老丁大败于捷克,被反贪局召了回去。
这是后话。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帮派,这个道理海外华人都明白。布拉格也不能免俗,绑票、撕票、杀人越货的消息不断传来。但是我们不怕,该赌的依然去赌,该嫖的依然去嫖。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虾米老丁每周七次赌场是必修课,他是一个认真的好学生。生意上的事他一点也不管,或者说一点也管不了——全部由一个福建帮派的小头目卢三标负责打理。这卢三标又黑又瘦又矮,早先在俄罗斯和德国干些剪径的勾当,也不过混个酒足饭饱而已。自从吃定虾米老丁,谁还会再过那刀尖儿上的日子?虾米老丁也清楚自己亏吃大了,但已没有办法。他当初找这么个人来合作只是为了不受敲诈勒索,这位三标兄弟确实也帮他处理过一两件麻烦事情,办得也算漂亮。例如有一个东北人叫陈大勇,他看中了虾米老丁发来的一个集装箱羽绒服,同时也看中了虾米老丁身单势孤。羽绒服有长短两种款式,他只要短款不要长款——长款在捷克不好卖。虾米老丁倒好说话:你愿意要什么款就要什么款,但什么款是什么价。光要短款,价格自然不低。
陈大勇思忖良久,问:“如果我全包是什么价?”
几番激烈地讨价还价之后,陈大勇以极低的价格与虾米老丁成交。但他提出自己仓库放不下,要一部份一部份的拉,拉一部份付一部份的钱。虾米老丁想了想,觉得没什么不妥,便同意了。陈大勇于是当即把短款羽绒服全部拉走,并按议好的价格会了款。
但他再也不来拉长款羽绒服了。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找上门去问他,他说生意不好,没钱,不能要了。虾米老丁急了,说那不行,如果你不按协议全包,必须按短款价格再补钱给我。
陈大勇嘻嘻一笑,说没钱。
虾米老丁求助卢三标。
卢三标三下五除二便摆平了这件事,虾米老丁收到了险些被赖掉的钱。
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卢三标不是几个小钱能打发了的。
从此,虾米老丁就成了这样一个人:他有大量的货,但对货没有处置权——所有的货都由卢三标来定价、批发、零售;他有很多的钱,可他不能使用——所有的货款都打进了卢三标的帐户。
他的工作只剩下了赌和嫖。
虾米老丁一个人无聊,便常来找我聊天。都是公派,谁也不用防谁。我看出他钱不够花了。冬天的时候,香港一家公司的老板在布拉格被中国人绑票,开价十万美金。当时中国帮派分为三帮:北京帮、上海帮和福建帮。这个香港老板给北京帮交过保护费,北京爷们能吹破天,说只要有他们罩着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也信以为真,结果不知让哪路神仙给藏起来了。北京帮觉着脸上无光,便准备了十万美金的赎金,打算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可是却没人接头儿了。
虾米老丁得到了这个消息,满脸喜色地对我说想冒充绑匪接下这十万美金。我说你昏了头了,那帮流氓就这么好骗吗?恐怕早安排好警察了,绑匪抓不着,抓你一抓一个准。
他想了想,悻悻地去了,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
一个月后,这位香港老板奇迹般地逃生——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窄巷里,三三两两的行人匆匆走着。忽听“咣啷”一声响,抬头看时,见二楼一间房子临街的窗子玻璃碎了,就在碎玻璃纷纷落地的同时,一个浑身赤裸又白又胖的汉子也从窗子里跃出,重重的摔在地上。全身上下到处都是被玻璃划破的伤口,皮肉外翻,鲜血淋漓。
一只手腕上还戴着手铐。
这就是那香港老板。
他趁去卫生间洗澡时撞破窗子一跃而下,以死求生。
待警察赶到时,绑匪已无影无踪。
没几日,他又兴冲冲来找我,说这回发财的机会真到了。问其故,原来他们老家有一位计委主任来捷克游玩——以访问的名义——带了十万美金做费用。他说:“我知道美金放在什么地方,只有我和他知道。你叫你的翻译余阳带人到我住的地儿去把我俩都绑起来,然后跟我要钱。我当然不给,余阳就打。我还是不说——我要这个时候就说了,回去要受处分的:怎么共产党员连个嘴巴子也顶不住?然后余阳就找把刀子把我耳朵割下来,这时我就把藏钱的地方告诉他。这样我回去就没事了。耳朵已经割下来了嘛,还要我怎样?难道把脑袋也割下来?关键是刀子一定要飞快,一下就割掉,千万不要锯来锯去。余阳拿上钱赶紧走,我也赶紧去医院缝耳朵。不碍事的,捷克的外科好得不得了。然后我们一人一半分美金,怎么样?”
我说吓死人了,快不要瞎说,余阳比我胆都小,你去找你的卢三标吧。
他发愁地说:找卢三标很简单,但很可能结果是割了耳朵也没分到钱。
他没干,因为他的耳朵一直好好的在原地儿呆着。
有一天,他铁青着脸来了,告诉我说卢三标的仓库着火了,他放在卢三标仓库的二十多个集装箱的货物付之一炬。
我大惊,问怎么回事?原来,他有一天在一家卡西诺赌钱,一个上海帮派的小喽罗向他借钱。他知道来者不善,便说:“多了没有,我今天也输得差不多了,手里还有万把克郎的筹码,也别说借不借的,送给你玩吧。”对方眼一瞪,沉下脸道:“你他妈的挤兑谁呀?万把克郎也敢提?借二十万克郎,怎么着?你是借还是不借?”虾米老丁也是有脾气的,再加上如今背后还有个卢三标,便粗声大气地说:“不借,你想怎么样?”那流氓一扭脸,道:“好,走着瞧。”去了。
虾米老丁无心再赌,匆匆回到家里,把这事儿对卢三标讲了,卢三标漫不经心:“甭理他们!有话让他们朝我说。”
不用虾米老丁转告,上海帮便找到了卢三标,会谈是简洁明快的,“我们知道是你罩着虾米老丁的,但也不能让我们失了面子。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成功,那以后谁也不会再乖乖掏钱。”卢三标说:“我不管,我是绝不会掏钱的,请立即走开。”
谈判进行了几个回合,价码也从二十万降到了两万——完全是象征性的,连虾米老丁都认为可以了,说就给他们两万吧,得给他们保全一下面子呀。
卢三标摇头,“不,一个克郎都不给。”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必须上升到独立、尊严、主权完整的高度来认识。
上海帮扔一句话:“别后悔!”
当夜,卢三标仓库燃起熊熊大火。
虾米老丁带来一瓶二锅头,我给他剥了几个松花蛋,陪他聊天。
他先道了这酒的来历:“我去孔子酒店买二锅头,我问多少钱一瓶?他说两百克郎,我一瞪眼,‘怎么这么贵?一百五!’那小子慌忙就说:‘好好好,一百五一百五。’出门时我在玻璃上照了照,哼,我这面相还是很骇人的嘛。”
我笑了。
他继续说:“我现在不用躲,也不用藏,我最凶,我一分钱也没有了,所以我谁也不怕。”
我赞同。
他问我:“你看我这事会不会回去坐牢?”
我摇头,说:“完全不会,因为你这个属于不可抗力,不是你所能遇料到的,你有错误,有责任,但主要应该是党纪和行政方面,刑事方面不可能。”
他苦笑:“你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大麻烦呢。我有一个朋友,从小的好朋友,在一家生产毛毯的厂子里当二把手,我让他给我发了几个集装箱毛毯来,说赚了钱大家分,他是瞒着一把手偷偷发出来的,刚到就全烧了,怎么给他返款?不返款还不露馅儿?露馅了我这朋友还不要坐牢?哎呀,害死人了!”
我无语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这一生不容易啊,我十二岁就去外面做生意,十六岁把枣担到新疆去卖,苦吃得饱饱的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一把火,全完了。”
他沉默了,一杯杯地喝酒,却不说话,我劝他少喝点,他笑了,所答非所问:“我女儿可漂亮了,今年高二,叫婕妤。”
我说:“多美的名字。”
他告辞。摇晃着去了。
傍晚,虾米老丁又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云南白药,我说有一点,你哪出血了?他说不是我。又问有没有纱布、药棉、绷带,包括创可贴,有就都给我吧。我问你要干什么,他说:“卢三标把手下的人马都集合起来了,在外地做生意的也都回到布拉格,发了枪,准备和上海帮决一死战。”
战争终于没有爆发。
但是我在外地看到卢三标拄着双拐,身边簇拥着马仔。我问他怎么了?他笑着说擦枪走火。
也有另外的说法。
以后就见不到虾米老丁了。我向很多人打听,才知道他真被有关部门给弄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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