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当年有不少公派公司，生存期一般是两年，赔净花光，打道回府。虾米老丁便是其中一个。
虾米老丁姓丁，而且瘦，很高，像个大虾米，因此得名。虾米老丁来自南京大厂区，好像是区里一个什么官。他代表大厂区来布拉格发展，取大厂区的“大”和捷克共和国的“捷”在布拉格注册了大捷公司，名字倒响亮，可惜中看不中用，最终虾米老丁大败于捷克，被反贪局召了回去。
这是后话。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帮派，这个道理海外华人都明白。布拉格也不能免俗，绑票、撕票、杀人越货的消息不断传来。但是我们不怕，该赌的依然去赌，该嫖的依然去嫖。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虾米老丁每周七次赌场是必修课，他是一个认真的好学生。生意上的事他一点也不管，或者说一点也管不了——全部由一个福建帮派的小头目卢三标负责打理。这卢三标又黑又瘦又矮，早先在俄罗斯和德国干些剪径的勾当，也不过混个酒足饭饱而已。自从吃定虾米老丁，谁还会再过那刀尖儿上的日子？虾米老丁也清楚自己亏吃大了，但已没有办法。他当初找这么个人来合作只是为了不受敲诈勒索，这位三标兄弟确实也帮他处理过一两件麻烦事情，办得也算漂亮。例如有一个东北人叫陈大勇，他看中了虾米老丁发来的一个集装箱羽绒服，同时也看中了虾米老丁身单势孤。羽绒服有长短两种款式，他只要短款不要长款——长款在捷克不好卖。虾米老丁倒好说话：你愿意要什么款就要什么款，但什么款是什么价。光要短款，价格自然不低。
陈大勇思忖良久，问：“如果我全包是什么价？”
几番激烈地讨价还价之后，陈大勇以极低的价格与虾米老丁成交。但他提出自己仓库放不下，要一部份一部份的拉，拉一部份付一部份的钱。虾米老丁想了想，觉得没什么不妥，便同意了。陈大勇于是当即把短款羽绒服全部拉走，并按议好的价格会了款。
但他再也不来拉长款羽绒服了。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找上门去问他，他说生意不好，没钱，不能要了。虾米老丁急了，说那不行，如果你不按协议全包，必须按短款价格再补钱给我。
陈大勇嘻嘻一笑，说没钱。
虾米老丁求助卢三标。
卢三标三下五除二便摆平了这件事，虾米老丁收到了险些被赖掉的钱。
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卢三标不是几个小钱能打发了的。
从此，虾米老丁就成了这样一个人：他有大量的货，但对货没有处置权——所有的货都由卢三标来定价、批发、零售；他有很多的钱，可他不能使用——所有的货款都打进了卢三标的帐户。
他的工作只剩下了赌和嫖。
虾米老丁一个人无聊，便常来找我聊天。都是公派，谁也不用防谁。我看出他钱不够花了。冬天的时候，香港一家公司的老板在布拉格被中国人绑票，开价十万美金。当时中国帮派分为三帮：北京帮、上海帮和福建帮。这个香港老板给北京帮交过保护费，北京爷们能吹破天，说只要有他们罩着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也信以为真，结果不知让哪路神仙给藏起来了。北京帮觉着脸上无光，便准备了十万美金的赎金，打算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可是却没人接头儿了。
虾米老丁得到了这个消息，满脸喜色地对我说想冒充绑匪接下这十万美金。我说你昏了头了，那帮流氓就这么好骗吗？恐怕早安排好警察了，绑匪抓不着，抓你一抓一个准。
他想了想，悻悻地去了，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
一个月后，这位香港老板奇迹般地逃生——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窄巷里，三三两两的行人匆匆走着。忽听“咣啷”一声响，抬头看时，见二楼一间房子临街的窗子玻璃碎了，就在碎玻璃纷纷落地的同时，一个浑身赤裸又白又胖的汉子也从窗子里跃出，重重的摔在地上。全身上下到处都是被玻璃划破的伤口，皮肉外翻，鲜血淋漓。
一只手腕上还戴着手铐。
这就是那香港老板。
他趁去卫生间洗澡时撞破窗子一跃而下，以死求生。
待警察赶到时，绑匪已无影无踪。
没几日，他又兴冲冲来找我，说这回发财的机会真到了。问其故，原来他们老家有一位计委主任来捷克游玩——以访问的名义——带了十万美金做费用。他说：“我知道美金放在什么地方，只有我和他知道。你叫你的翻译余阳带人到我住的地儿去把我俩都绑起来，然后跟我要钱。我当然不给，余阳就打。我还是不说——我要这个时候就说了，回去要受处分的：怎么共产党员连个嘴巴子也顶不住？然后余阳就找把刀子把我耳朵割下来，这时我就把藏钱的地方告诉他。这样我回去就没事了。耳朵已经割下来了嘛，还要我怎样？难道把脑袋也割下来？关键是刀子一定要飞快，一下就割掉，千万不要锯来锯去。余阳拿上钱赶紧走，我也赶紧去医院缝耳朵。不碍事的，捷克的外科好得不得了。然后我们一人一半分美金，怎么样？”
我说吓死人了，快不要瞎说，余阳比我胆都小，你去找你的卢三标吧。
他发愁地说：找卢三标很简单，但很可能结果是割了耳朵也没分到钱。
他没干，因为他的耳朵一直好好的在原地儿呆着。
有一天，他铁青着脸来了，告诉我说卢三标的仓库着火了，他放在卢三标仓库的二十多个集装箱的货物付之一炬。
我大惊，问怎么回事？原来，他有一天在一家卡西诺赌钱，一个上海帮派的小喽罗向他借钱。他知道来者不善，便说：“多了没有，我今天也输得差不多了，手里还有万把克郎的筹码，也别说借不借的，送给你玩吧。”对方眼一瞪，沉下脸道：“你他妈的挤兑谁呀？万把克郎也敢提？借二十万克郎，怎么着？你是借还是不借？”虾米老丁也是有脾气的，再加上如今背后还有个卢三标，便粗声大气地说：“不借，你想怎么样？”那流氓一扭脸，道：“好，走着瞧。”去了。
虾米老丁无心再赌，匆匆回到家里，把这事儿对卢三标讲了，卢三标漫不经心：“甭理他们！有话让他们朝我说。”
不用虾米老丁转告，上海帮便找到了卢三标，会谈是简洁明快的，“我们知道是你罩着虾米老丁的，但也不能让我们失了面子。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成功，那以后谁也不会再乖乖掏钱。”卢三标说：“我不管，我是绝不会掏钱的，请立即走开。”
谈判进行了几个回合，价码也从二十万降到了两万——完全是象征性的，连虾米老丁都认为可以了，说就给他们两万吧，得给他们保全一下面子呀。
卢三标摇头，“不，一个克郎都不给。”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必须上升到独立、尊严、主权完整的高度来认识。
上海帮扔一句话：“别后悔！”
当夜，卢三标仓库燃起熊熊大火。
虾米老丁带来一瓶二锅头，我给他剥了几个松花蛋，陪他聊天。
他先道了这酒的来历：“我去孔子酒店买二锅头，我问多少钱一瓶？他说两百克郎，我一瞪眼，‘怎么这么贵？一百五！’那小子慌忙就说：‘好好好，一百五一百五。’出门时我在玻璃上照了照，哼，我这面相还是很骇人的嘛。”
我笑了。
他继续说：“我现在不用躲，也不用藏，我最凶，我一分钱也没有了，所以我谁也不怕。”
我赞同。
他问我：“你看我这事会不会回去坐牢？”
我摇头，说：“完全不会，因为你这个属于不可抗力，不是你所能遇料到的，你有错误，有责任，但主要应该是党纪和行政方面，刑事方面不可能。”
他苦笑：“你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大麻烦呢。我有一个朋友，从小的好朋友，在一家生产毛毯的厂子里当二把手，我让他给我发了几个集装箱毛毯来，说赚了钱大家分，他是瞒着一把手偷偷发出来的，刚到就全烧了，怎么给他返款？不返款还不露馅儿？露馅了我这朋友还不要坐牢？哎呀，害死人了！”
我无语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这一生不容易啊，我十二岁就去外面做生意，十六岁把枣担到新疆去卖，苦吃得饱饱的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一把火，全完了。”
他沉默了，一杯杯地喝酒，却不说话，我劝他少喝点，他笑了，所答非所问：“我女儿可漂亮了，今年高二，叫婕妤。”
我说：“多美的名字。”
他告辞。摇晃着去了。
傍晚，虾米老丁又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云南白药，我说有一点，你哪出血了？他说不是我。又问有没有纱布、药棉、绷带，包括创可贴，有就都给我吧。我问你要干什么，他说：“卢三标把手下的人马都集合起来了，在外地做生意的也都回到布拉格，发了枪，准备和上海帮决一死战。”
战争终于没有爆发。
但是我在外地看到卢三标拄着双拐，身边簇拥着马仔。我问他怎么了？他笑着说擦枪走火。
也有另外的说法。
以后就见不到虾米老丁了。我向很多人打听，才知道他真被有关部门给弄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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