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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攽入资治通鉴书局时间考
书局同僚三人，刘恕和范祖禹二人进入书局的时间比较确定，前者在英宗治平三年（1066），后者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只有刘攽进入书局的时间，史上没有明确。司马光本来向英宗要了二个人来同修史书，一个就是刘恕，另一个是赵锡君，“二人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后来赵锡君守父丧，丁忧去了，便命刘攽代之。史料的交代到此为止，刘攽入局的时间便成一个悬疑。然而悬疑尽管有悬疑，大体的时间段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大约介于刘恕和范祖禹之间。然余通过研读一些史料，认为刘攽进入书局的时间也可以确定。
《宋史》“列传第七十八”这样记载刘攽：
“攽字贡父，与敞（刘敞，刘攽的兄长）同登科，仕州县二十年，始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荐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苏寀共排之，攽官已员外郎，才得馆阁校勘。”
古人写史，用笔经济，自有其笔削的道理。但也由于其过于简洁的文笔，后人要想探究某些枝节，往往比较头痛。比如上文所引资料，给我的悬疑就三个：一是刘攽考中进士的时间，没提，相关的资料也仅是说“与兄敞原父同登庆历进士第。？”二是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时间，没提。三是欧阳修推荐刘攽的时间，也没提。整个给我的感觉是比较“雾”。而且《宋史》对刘攽在书局中的作用也几乎忽略不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既然《宋史》故意跟我们抓迷藏，那我们就来个迂回包抄吧。李攸《宋朝故事·圣学篇》有这样一条记载：“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李攸的这条记载重要之极，对于我们解开刘攽入局时间有拨云见月之功效。我们只要考证出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最下限，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宋史·刘攽传》，刘攽在英宗末年、神宗初年的履历是这样：国子监直讲－－员外郎－－馆阁校勘。欧阳修、赵概荐刘攽时，他的官位已是“员外郎”，只要考证出欧阳修等人荐刘攽的时间，刘攽任职“国子监直讲”的下限也就清楚了。余百般寻觅，把突破口放在王、苏二人身上。
观王陶一生，其任御史中丞之职位，只有一次，于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开始履职。这时候，苏寀在哪里呢。据《宋史》，他出使契丹去了，“使契丹，还及半道，闻英宗晏驾。”英宗晏驾在治平四年正月。此时苏寀的头衔是“侍御史知杂事、判刑事”。
而治平四年，身为“参知政事（宰相）”的欧阳修即因琐事遭同僚弹劾，“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拿生活作风说事。“神宗初即位，欲深护之”，欧阳修却厌于朝堂的倾扎，“力求退”，于当年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宋儒学案·庐陵学案》）。也就是说，王陶、苏寀和欧阳修，这三个人要能搅在一起，也只有治平四年这个年份。治平三年苏寀出使契丹，而且王陶的官阶也不是“御史中丞”，不可能。治平四年之后，欧阳修外放亳州，也没得机缘。由此可证，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下限当是治平四年，在当年他有可能先任“国子监直讲”，随迁“员外郎”。
虽说治平四年是刘攽任“国子监直讲”的下限，他有可能在治平四年年初进入书局。但我以为，刘攽进入书局的最佳时间当在治平三年。
英宗尝读《后汉书》，见版本不是很好，多有错字，诏下国子监刊正。刘攽接手了这个工作，“校正谬误，不可胜算。”治平三年，成《东汉刊误》四卷奏上之。《东汉刊误》奏上时间在治平三年的几月份，史书也没有说，我以为当在赵锡君“因父丧不赴”之前（很可气，赵锡君丁忧时间，史书也没说，否则也省了很多麻烦），这是刘攽得到英宗和司马光赏识的机缘，《宋史》说：“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从后来书局三人所分担的任务看，刘攽专职汉史，亦是一证。
因此，愚意，刘攽于治平三年（1066）年进入书局，当是可以确定的。
注：刘敞，字原父。庆历是仁宗朝的一个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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