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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
司马光发心写《通鉴》，大约在仁宗嘉祐年间。仁宗在位40年，嘉祐是仁宗最末一个年号，自公元1056年至公元1063年，前后八年。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中引述温公的话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通鉴学p23）
温公对刘恕说这一番话，时在嘉祐年间，具体时间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迟至仁宗嘉祐年间，温公已着手准备《通鉴》的写作。这期间，温公大约撰写了三部作品，一是《历年图》七卷，一是《通志》八卷，再就是五卷本《历年图》，并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进呈皇帝御览。《通志》八卷于治平三年（1066）进呈，其八卷即是《通鉴》的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我们通常说，温公领他的书局，花费了19年时间来完成六百多万字的《通鉴》的编撰。我认为，此说不够严谨，算上温公写作《通志》的时间，总费时至少在22年左右，这还不包括温公着手搜集材料、写作《历年图》的时间。
七卷本《历年图》，“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时间跨越1800年。据温公在《记历年图后》一文中说，“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按温公的意思，初始作《历年图》不过是草稿，方便在友人间交流。而五卷本《历年图》是明明白白地拿出来给皇帝看，也就是说是温公的定稿，其起讫时间自周威烈王23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凡1362年，与《通鉴》完全一致。由此，我认为：一、七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前，五卷本《历年图》写作在后，并以七卷本为蓝本。二、五卷本《历年图》应看作是温公写作《通志》，及之后《通鉴》一书的写作大纲。
温公之所以写《记历年图后》一文，是因为当时有个姓赵的人，私将七卷本《历年图》，拿去刊刻发布了。除将书名改为《帝统》外，还“颇有所增损，仍变其卷帙，又传写多脱误”，很为温公所不满。“今此浅陋之书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复其旧而归之。”盗版书既然无力回收，温公又不能睁睁地让它误导读者，只好自己动手，将旧稿刊正一遍，这便是《玉海》所载七卷本《历年图》的来历。而《记历年图后》一文里，还有重要之极的一句话，这便是上文引述的“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读其中的意思，可以破解温公在写作《通志》之前，到底有没有预先设定一个写作大纲的问题。
从温公后来编撰《通鉴》的过程来看，他是严格要求书局里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先丛目，后长编，最后由他亲自删削、润色、定稿，层次分明，一丝不苟。难不成温公在初创《通志》时，就没有一个搜集素材的过程而仓促下笔？于情于理均说不过去。而揣摩温公这句话的意思，七卷本《历年图》最初的打算就是为写作“省烦文、便观览”通史而准备的底稿，目的就是方便征求友人的意见。嘉祐年间，温公对刘恕所说的话，我以为可以看作是他俩之间就此话题展开的讨论，并且初步拟定了写作框架。而经过深思熟虑，温公才将《通鉴》一书的起首时间从“共和”，后推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应该说，这期间，温公已将《通鉴》一书的主要体例考虑清楚了，否则，《通志》八卷不是与后来的《通鉴》无法衔接了么。至如后来温公与刘恕就体例问题所做的商谈，我以为不过是将其中细节斟酌完善而矣。由此，也可以得出如下推断，以温公与刘恕之间的谈天为临界点，之前温公创作了七卷本《历年图》，之后温公创作了《通志》八卷，五卷本《历年图》介于两者之间。
哲宗元祐元年（1086），温公在《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上言中说：
臣先于英宗皇帝时，尝采猎经史，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略举每年事，编次为图，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谓之《历年图》。
温公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尽管元祐元年他已衰病，并于当年九月病逝，但我以为连《历年图》的细节他都记得那么清楚，何致于将仁宗与英宗弄混？那么解释只有一个，七卷本《历年图》确撰于仁宗时，但五卷本《历年图》应该修订于英宗时，可以是嘉祐八年，英宗继位之时；也可以是治平元年，英宗继位的第二年。或许会有疑问：五卷本《历年图》治平元年进呈，而在同年或上一年的嘉祐八年才写，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这个问题好解释，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做些修订，为时尚少。现在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按照先“丛目”后“长篇”的原则，温公撰述《通志》八卷的时间上限应当是嘉祐八年或治平元年，也就是说，有可能与修订五卷本《历年图》同时动笔，至治平三年进呈，总费时三年左右。
另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温公编撰《通鉴》是有一个写作计划的，与刘恕的那个引文搭在一起，就不再是孤证了，而是双证，且铁证如山。
治平四年（1067）十月，神宗亲自给司马光的书作序，其中一句说：“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表扬的话且放过，“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则要命了，神宗是根据什么而得出“二百九十六卷”这个精确的数字？难不成宋朝也时兴拍脑袋？再回头看表扬的话，司马光的书离成稿尚有十八年之遥，神宗又是根据什么，对全书做出如此肯定的评价？再看：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说得有鼻子有眼，没有证据表明，神宗一定要拍司马光的马屁，司马光也不是霍光，拥有废立之权。那么理由只有一个，五卷本《历年图》，温公是作为《通鉴》的写作大纲进呈给皇帝的，同时进呈的，也一定还有卷数明细（可以与进呈《通志》八卷同时）。而神宗皇帝读过《历年图》与《通志》后，大为欢喜，所以才有如上考评，296卷之得出，也才有根有据，否则神宗的序不成妄语了么。
五卷本《历年图》后来被编入《稽古录》，作为《通鉴》的简读本行世，是温公编撰《通鉴》的副产品。这不奇怪，温公考证旧史，不也产出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么。《稽古录》二十卷，卷十一下帙至卷十六，便是五卷本《历年图》。卷首至卷十一上帙，比七卷本《历年图》的起首“共和”更往前推至伏羲时。卷十七至卷末，是写宋太祖至英宗治平四年的事。朱熹对这部书很看中，说“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全把《稽古录》当《通鉴》的简本来看。《四库全书》“提要”对《稽古录》也评价甚高：
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
说了半天，比朱子的评价还高，都是“圭臬”了。由此可以证得，五卷本《历代图》虽作大纲，写得着实不差，神宗基于全书的评语，亦是据此而发。
至于现行的《通鉴》只有294卷，比神宗“序”少了二卷，当是具体撰写过程中的变动，此不足为奇。《唐纪》81卷，而据李焘说，《唐纪》初定稿时只有80卷；《五代纪》29卷，而李攸《宋朝事实》言，《五代纪》当是30卷。张须认为，“此当是镂版前的增删。”（《通鉴学》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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