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贵州会议精神和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进一步规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提升执法办案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河北省委政法委牵头，联合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共同选取了省内多发的10类刑事案件，研究制定证据标准指引细则和证据标准指引模型，从2018年9月份开始，依托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在全省政法机关启动了证据标准指引系统试点工作，在石家庄市裕华区、藁城区，唐山市丰润区，隆尧县、平乡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开始试点。目前，公安系统证据标准指引模型已经嵌入政法大数据办案平台，为智能化辅助基层公安机关执法办案摸索新经验，探索新路子。
证据标准指引系统，运用大数据将要素化、结构化的证据标准嵌入到办案系统中，提升基层办案效率，规范执法行为，有效防止冤错案的发生。据了解，开展证据标准指引工作，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是中央政法委部署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前办案有时靠经验，特别是勘查、取证、笔录等环节，凭着个人的判断和取舍，难免有瑕疵或者遗漏，现在通过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的指引，我们需要做什么、怎么做、一目了然。
2016年9月，集大数据分析服务系统、大数据司法办案辅助系统、职务犯罪侦查信息系统等系统于一体的“贵州检察大数据应用中心”建成投入使用。通过大数据的应用，贵州省将三级检察院历史案件数据进行采集，形成“案件大数据”，通过大量同类案件数据的分析，梳理出影响案件质量的要素，建立起案件犯罪事实情节、证据材料与对应法律法规的关系网络，解决类案不同办、类案不同诉的问题。
换句话说，大数据让法律条文与实际结合，并通过以往的大量案件数据，来为检察官办案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比如“十八岁以下”的法律条文下，大数据可以细分为三种情况——16岁至18岁、14岁至16岁、14岁以下。
再比如判断某行为是否构罪，大数据可以按照犯罪构成的具体要素，细分为“犯罪主体一般为哪几种情形”、“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材料才能构成该罪”、“证据材料应具备什么样的证据要求”等。
上述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的一个观点，即“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可以帮助司法人员克服认识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最大限度减少误差和人情关系的干扰，促进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统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
在不少人看来，大数据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压缩了办案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自由裁量的空间，这是否会导致被“架空”？
在传统的工作模式中，司法人员需要耗费多半的精力在录入、粘贴等“体力活”上，大数据也让司法人员从大量的“体力活”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审查案件的定性、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等问题。
大数据是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对未来的趋势进行预测和预判，但是司法办案追求的是对个案的精准，除了法律效果外，还有社会效果，还有对其他人的教育引导作用。“这就是法官、检察官永远会存在的理由。”换句话说，数据只能告诉司法人员过去案件办理上存在多少种情况，但是当时所处的情况、人的思想、舆论、接受度等与现在并不完全相同。另外，法律本身也在修订完善。“这和下围棋不一样，阿尔法狗可以下围棋，是因为围棋规则几百年都没有变过。但是办案不一样，特别是大陆法系，几乎没有人会用100年前的案件来指导现在的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是否能告诉办案人某个案件中可能潜在的风险点，也取决于学习样本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每个司法人员在办案的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的模式，把案子的要点一一记录下来，司法人员办案的过程本身也是在生产数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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