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杂志1994年创刊号）
１
八十年代诗坛的喧嚣并不能代表诗歌的繁荣。同样，九十年代诗坛的沉寂也并不能代表诗歌的衰落。也许，诗歌到今天真的衰落了，但那并不是由于诗歌运动的平息带来的。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和群体的关系不论多么密切，都大大疏远于他和诗歌本身的关系。如果说诗歌在中国确已面临困厄，那归根结柢只可能导源于诗人个人力量的贫乏。
一个曾经写下过《罗家生》、《尚义街六号》、《避雨之树》的人，他的创作将如何继续？长久以来，于坚的敌手和朋友们都一直关心这个问题。他们以为产生在无数诗人身上的那种颓糜，也迟早会在于坚身上出现。他将再也抽不回被时尚的潮头打湿的脚。他那力图为一代人代言的雄心，终将随时光的流逝灰飞烟灭。然而，于坚再一次超出了人们的料想。不管怎样，对于上述疑问，他毕竟给出了所有可能的回答中最为激进的一种。他甚至置自我颠覆的危险于不顾。这就是《○档案》这首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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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来，《○档案》很像一部个人历史的供状。一个三十岁男人的生涯，被分成“出生”、“成长”、“恋爱”和“日常生活”几个部分，倘若我们一心想从其中捕扑些许传奇色彩，或者索求个别戏剧性的遭遇片断，那我们的悬念注定要落空。这个主人公看上去并无明显突出之处。相反，从个人特征常常被有意淡漠这点上，看得出作者企图将他作为一类群体的化身和代表。他混迹于亿万普通人众之中。他的身影无法得到清晰的辨认。是他的平庸能带给人启示？我感到怀疑。如果作者当真如此倾心于对个人身世的揭秘，那为什么偏偏要将一切置于档案公文的名目下呢？
的确，《○档案》风格的不同凡响是显而易见的。卷首的“档案室”，卷尾的“表格”以及“附卷档案制作与存放”，似乎都旨在造成一种模糊现实与虚幻之间分际线的效果。而长诗中随处可见，作为各段落开头的小标题（诸如“证词”、“调查材料”、“鉴定”、“批覆”、“药物过敏史”、“检查”、“总结”、“表态”、“物品清单”等等），也因直接袭用档案的常规格式而起到了强化这一效果的作用。然而我并不认为，它们仅仅出于形式上标新立异的考虑。因为这种形式感不单是作品最终呈现的型态，它更是决定整部作品产生的最初胚芽。
长诗的核心，其实就暗藏在《卷一出生史》的第一行里：
和书写无关 他来自一位妇女在二十八岁的阵痛
一个人和书写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问题。虽然书写不是一个人的起源，但它却成了一个人的矢量和目的。一个人在尚未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蒙昧中，书写就已经把笔触对准他了。书写，这个产褥边的接生波，摇篮旁的保姆，使得任何婴儿都永远失去了对于那场临盆阵痛的记忆。“那黑暗的 那混沌的 那朦胧的 那血肉模糊的一团／清晰起来 明白起来 懂得了 进入一个个方格 一页页稿纸／成为名词 虚词 音节 过去时 词组 被动语态／词缀 成为意识 意义 定义 本义 引义 歧义／成为疑问句 陈述句 并列复合句 语言修辞学 语义标记”（《卷二成长史》）。我们由此可以明白作者以“档案”作为结构全诗框架的用意所在。与其说作者关心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不如说他更关心对于这一成长历程的书写。
实际上，每一位成熟（并不一定成年）的中国人，都深深懂得档案在个人命运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或者说，一个中国人的成熟过程，也正是他对档案产生自觉意识的过程。档案作为各类社会部门为便于运作和管理而建立的制度化体系，原本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它却常常沦为权力机构加强控制、翦除异端的工具。尤其在我国当代生活中（文革为极甚），档案对于个人的决定作用竟上升到无与伦比的神话高度。档案成了这样一种奇而又奇的事物，它属于个人，却又不被个人拥有；它窥测个人，却又无法为个人觉察。它貌似慈祥，因为它会对个人的恭顺和虔诚作出奖赏；但它同时又用心险恶，因为它时刻都在捕捉个人言行上的过失和疏忽，以便实施惩罚，直至将个人置于死地，为了不使自己的财产地位乃至身家性命，在某个早晨醒来后突然濒临倾覆的危机，一个人务必小心加小心，谨慎再谨慎。他必须以档案所给定的准则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也就是说，他必须以合乎档案要求的面目进入档案。档案先是成为个人的赝品，随后就成为个人本身。这一转变的过程得益于家庭的训诲、学校的熏陶、个人的颖悟外加社会舆论的催化。一个人终于成为“词的寄生者 再也无法不听到词 不看到词 不碰到词／一些词将他公开 一些词为他掩饰 跟着词从简到繁从／肤浅到深奥 从幼稚到成熟 从生涩到练达”，最后的结果，不是个人在书写档案，而是档案在书写个人。
说得更具体一点，作者致力探究的是公共书写和个人话语的关系。很显然，在我国当代生活中，档案代表着一种最具效力的公共书写方式。对于个人话语的暴力箝制，既是它的天性，也属它的职能。从人降生的那一天起，这种公共书写方式对人的灌输甚至比母乳更为直接。“大人把听见给他 大人把看见给他 大人把动作给他”，他的成长意味对公共性的全面认同和趋奉。《卷二成长史》，通过“鉴定”、“不足之处”、“小字条”、“评语”、“一份检查”、“药物过敏史”、“微量元素配合表”、“名牌催眠灵”、“填料”等等段落，惊人地概括了公共书写侵入个人话语，并完全置换后者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会由此想起一生中有过无数次的那种时刻和经历：我们等待集体作出的评定；我们接受师长和同辈的批评；我们为哪怕微不足道的褒奖而沾沾自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错，道歉，惭愧，负疚，痛悔。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其中所包含的毁灭性成分呢？最为可悲的是，公共书写方式完全能够假借个人话语的名义行事，却为我们浑然不察。对于这一点，《卷三恋爱史》可以说作出了当代文学中最具本质性的揭露：
恋与爱 个人问题 这是一个谈的过程 一个一群人递减为几个人
递减为三个人 递减为两个人的过程 一个舌背接触硬愕的过程
一个软愕下垂 气流从鼻腔通过的过程 一个下唇与上齿
接近或靠拢的过程 一个嘴唇前伸 两唇构成圆形的过程
一个聚音对分散音 糙音对润音 浊音对清音 受阻对不受阻
突发音对延续音 紧张对松弛 降调对升调 舌尖对撮口的过程
“恋与爱”莫非真是一个“个人问题”吗？足以激发人类全部创造欲望和生命活力的情欲，在作者笔下似乎仅仅隶属于物理学范畴，表现为一系列刻板、单调、了无生机的动作程序。作为人生最美好体验之一的恋爱，本应为人类认识开辟出无限辽阔的新界域，在作者笔下却变得如此促狭。而这正是公共书写这种病毒在我们身上大量繁衍造成的恶果！
接下去对男女约会的描写，作者用了一列超长的迭句：
当然是相对无言欲言又止掩口一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当然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当然是深深地 痴痴地 长长地
当然是摸底 你猜猜 “真的 不骗你” 当然是矫嗔 亲呢
当然是含着 噙着 荡漾着 当然是泪眼问花花不语
当然是多么多么 非常非常 当然是忧伤 悲哀 绝望
当然是转怒为喜 破涕为笑 当然是迟疑 踌躇 试探
当然是摸不透 推测 谜一样的笑容……
当然是最最最好 刻骨铭心 难忘 只有一次的
作者显然想向我们说明，我们的生活已经丧失了一切差别和歧异。它正在变为自身的经典和摹本。一切可能的变化都超不出我们贫瘠的心灵给出的狭窄范围。我们只领略到属于生活庸常陈腐、历久弥衰的那一面。我们已经泯灭了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只能身陷公共性的窠臼中苟延残喘。
《卷四日常生活》充斥着大量琐屑平常的细节，行文有一种神经质般的轻微颤慄。它看上去游离于前面部分“史”的体例之外，实则是个人历史在现在时态上的平涂和堆积。在作者那里，历史的井钻所要抵达的油层正是现在。关于一个人的住址和起居，关于一个人的工作、思想以及业余活动。一切均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维系在公共的规章制度上。换言之，一切均出于对档案所代表的公共书写方式的从属和慑服。但即便如此，在周围“掌握底细的同志”看来，这个人仍然对公共体制构成潜在的、一触即发的威胁，因他头脑中（据推测和猜疑）仍然充满各种“荒淫无度”、“丧心病狂”的可耻欲念。在“一组隐藏在阴暗思想中的动词”名下，作者收入了“砸烂 勃起 插入 收拾 陷害 诬告 落井下石∕干 搞 整 高举 声嘶力竭 捣毁 揭发∕打倒 枪决 踏上一只铁脚 冲啊 上啊”等等。我们当即便会发现，这些所谓的“阴暗思想”，相对于梦魇般的当代生活而言其实是何等鲜明。因为这些用词无一不是公共书写的基本语汇。一切公告、社论、法令、文件，包括档案鉴定在内，仅仅只是它们的变格、衍化和重新组合而已。
这即是说，连我们个人意识中最为隐秘的角落，也完全暴露在公共书写的光照之下了。
因此，随着长诗的推进，主人公的形象不但未见明朗，反而愈益变得模糊不清。他每日的生活都在一种放任自流、无动于衷的颓败情绪中度过。他的工作被演绎为一套连贯的，似乎无需意识参与的单纯姿势。在工作之余他散步，逛商店，看街景，消闲，端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从开头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一片雪花为止。他对一切事物似乎都抱着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记日记，但总是寥寥数笔，起先尚且关注心情的变化，到头来便只限于天气和时令。这种对个体人格的消解，在《卷五表格》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姓名 横竖撇捺
性别 在南为阳 在北为阴
籍贯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家庭出身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职业 天生我才必有用
工资 小菜一碟 何足挂齿
文化程度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本人成分 肌肉30公斤 血5000CC 脂肪20公斤 骨头10公斤
毛200克眼球一对肝二叶手二只脚二只鼻子一个
政治面目 横看成岭侧看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民族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当一个人不再具有任何特殊的规定性，那他存在的必要性也大可怀疑。他已完全被类的概念所取代。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在随后的“物品清单”一节中，作者为什么会不厌其详地罗列出主人公房间里的近百件物品。看来，主人公并不比一份票据、一瓶药丸、一本书或一枚散落的硬币更确实。我们只能从这堆物品上隐约嗅出一丝他留下的气息，然而他的身影却已从我们的视线中消逝。
这样，作为长诗的结局，主人公突然缺席，并且去向不明。我们顷刻发现，想以遗留下来的东西指证他的（曾经）存在，竟然变得极其困难。或许，他已经逃逸到一个更为稳妥安全的去处，这就是档案室中属于他的“那一间 那一排 那一类 那一层那一行 那一格 那一空”。他已经变成了一堆可靠的文字，“呆在黑暗里 不会移动 不会曝光 不会受潮 不会起火”。这个人，他的出生虽然和书写无关，但他却注定要在书写之中死去。在他的肉体生命完结之前，一段漫漫时光中他都过着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生活。就像长诗标题中的“0”那样，他完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从书写到书写）。他成了一处小小的坟堆，虽然并非一无所有，却永远只能让人感到一片死寂。
3
我久久揣测于坚写这首诗的真实意图。他不会愚钝到不明白这是一场空前的冒险，很可能一举断送他的一世诗名。如果选择其他的体裁倒还另当别论，可于坚偏偏想在当代生活中最缺乏诗性的事物上发掘出诗性来。他想尝试让绝缘物通电。他本来完全可以靠小修小补原有的风格，使自己诗歌领地的篱笆扎得更牢固些。他完全不必像现在这样鬼迷心窍，居然想把诗歌的幅面扩大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以外去。他企图迫使我们对固有的诗歌尺度作出修改。
我想起于坚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文学的传统就在于“对现存语言秩序，对总体话语的挑战”。这一信条大概可以作为长诗的注脚之一。如果说这种挑战在于坚以往的创作中还必须诉诸主题、手法、技巧等等中介，那在《零档案》中却奇迹般地直接等同于诗作本身。一方面，长诗以现存语言秩序的范本一种作为栖身的骨骸，两者间的同构性十分鲜明；另一方面，尽管作者的个人立场被压抑到最低限度，但字里行间仍然渗透出一丝微妙的反讽。他在对规范的语法进行悄然的篡改和修订。因此，如我前面所称长诗的主题是书写，其实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来，长诗的实质是对于书写的再书写。作者痛感在公共书写方式的强权高压之下，恢复个人话语纯粹性的希望已变得极其渺茫。时至今日，既然个人话语与公共书写早已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那唯一的出路，或许只能着眼于公共书写的疏缝和罅漏，从中寻觅解救个人话语的可能性。既然个人话语早已丧失个人根基，那它只能借助公共书写加以还原，也只能借助公共话语进行重建。这正如于坚一再宣称的，对总体话语（也即公共写书）的挑战并不意味着一场革命，它仅仅是对一种语言的活力与张力的考验。事实上，这种内在的张力与活力密切关系到语言的生死存亡。于坚无意将这张张力与活力激发到引爆语言本体的程度（例如达达）。然而，他更不愿以牺牲这种张力和活力为代价，来换得一首诗的静态平衡。
长诗的最后成形或许令于坚自己也始料不及：形式与意义作为分裂、对立的两极，相互间的倾轧贯穿整首长诗。长诗的结构来自对公共书写的戏拟，而长诗的意旨却在于对这种公共书写的背弃和反动。这意味着形式与意义相互形成阻力，彼此都须以对对方的排拒和抵制显昭自身。这已经接近于有关语言的终极实验：一首诗呈现为从内部进行自我解构的永无休止的全过程。
就在这种对立的两极之间，作品重心的游移总是显得不偏不倚。作者极力避免主观情感介入。他想使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仅仅呈现出纯粹语义学层面上的意思。可以断定，属于于坚独创的那种叠瓦式的语言风格，在这首诗中被推演到极致。这种叠瓦式风格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将每一诗行截断为独立的词或词组，以还其被文化和政治浸淫污染过的本来面目。看《卷四日常用语》关于“工作情况”的一节：
进去 点头 嘴开 嘴闭 面部动 手动 脚动
头部动 眼球和眼皮动 站着 坐着 面部不动 走四步
走十米 递 接过来 打开 拿着 浏览 拍 推 拉 领取
点数 蹲下 出来 关上 喝 嚼 吐 量 刷 抄 弯着
东经35度北纬20度之间 半径两百米 海拔五百公尺 气温
22摄氏度 东南风三级 时间8点到12点 2点到6点
有一点不容否定，这一还原词语的努力相对诗作产生的实效，始终构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因为在读者（尤其当他恰好是一个中国人）看来，诗作的题材具有无可置疑的现实涵意。他不可能在阅读中保持超脱，不可能使思维限定在文字的表层上。作者致力于在每一处消除隐喻，而每一处消除隐喻后留下的空白，却又被赋予了产生隐喻的无限可能。作者一心想要排斥社会学、文化学因素对诗作的干扰，然而正是这种干扰，使诗作对于现实的呼应变得更为强烈。
我称《零档案》为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奇特的诗歌景观。它超越了形式，甚至不具备可供模仿的风格。由于彻底取消了超越的向度，它因而超越了一切被超越的可能。它属于那种天外的陨石。
《零档案》必然会给诗坛上一大批纯粹论者遗下攻讦的口实。他们受不了它的人间烟火气。他们不敢相信，与现实生活重叠的部分居然也能成为诗歌产生活力的源泉。他们从不敢设想从根本形式上破除诗歌固有规定性的前景。他们的创作日益沦入个人的冥想、玄思、梦呓、独白中。诗歌本应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却在对字词的车磨刨洗、精雕细镂中消耗殆尽。簸扬在他们手中的筛网越收越紧，落下的只是一点点轻飘飘随风流转的尘土和碎屑。一句话，当代诗歌将整个世界视为它面对的壁垒，并从那里不断退却。人们已经忘记了障碍愈大，愈多，所获取的回声也愈为响亮经久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无论是相对当代中国诗坛的现状，还是于坚以往的创作历程而言，《零档案》都称得上是一起惨重的诗歌事故。更使人吃惊的是，这起事故由作者蓄谋策划，精心炮制，并且，正是作者本人成为事故最大的受害者。虽然目前还无法断言，这一事故最终会在于坚的创作生涯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但至少它绝不会是一段过门或者插曲。它真正的意义，须在于坚以后的创作中才能见出。
的确，这类美学事故会对诗人造成擦伤和损害，但却往往能够拯救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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