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完整的治疗中的哀悼过程
一个看起来很有才华的被督导者在培训中报告了他在咨询中所见到的邓斯坦一家。邓斯坦夫妇将邓斯坦太太前一次婚姻中的三个孩子带进了治疗中。15 岁的女儿蕾切尔拒绝见她的亲生父亲。她声称，在最近一次探视中他对她有过性骚扰。然而她的两个弟弟对父亲则表示出亲近，其中8 岁的男孩路易斯对缺场的父亲有一些认同，并抱怨妈妈和继父的搬家使得他离开了父亲。因为继父参加了研究生培训计划，这个家庭临时搬到了华盛顿。
家庭治疗是以夫妻治疗和对女孩的个体治疗同时展开的方式进行的。在治疗中。我们可以确定存在来自父亲的性搔抗。这有可能与母亲自己对原生家庭投射的体验有关。在母亲童年的对候，她就利用性的方式来接近男人以获得对她的照顾。母亲在夫妻治疗和家庭治疗中都能够向同伴们分享她对前一段婚姻的感受并去哀悼她所缺乏的有效照顾，正是这些让她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也可以将此方式与她选择第一任丈夫相联系。治疗工作做得并不容易，因为邓斯坦夫人具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同时还极具表演性和创造性。她表现出该诊断所包含的各种特征，如容易失控、容易感到空虚、突然出现暴怒等。但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强韧了，并且蕾切尔和路易斯也在改善他们在家庭内外的人际关系。比如自从发现父亲对男孩子也有着确实的边缘性侵犯之后，路易斯开始能够利用来自继父的新支持来哀悼对于亲生父亲关系的丧失。
经过一年的家庭治疗，邓斯坦先生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于是家庭准备回到俄勒冈，孩子们的亲生父亲就住在那里。这一次家庭不得不去哀悼与治疗师关系的终止。家庭认识到他们成长了许多，但是在治疗计划完成之前必须结束治疗令他们感到害怕。在面对这威胁的时候，害怕和惊恐弥漫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邓斯坦太太第一次开始责备丈夫和治疗师，认为他们没有照顾好自己，对自己没有帮助；孩子们看上去情绪低落;而邓斯坦先生则显得非常无助。在个体治疗中，蕾切尔再次对母亲表现出愤怒。并且以诱惑亲生父亲那样的方式来诱惑治疗师。
在反移情反应中，治疗师开始怀疑治疗的有效性。尽管到目前治疗还是令人满意的，但他不知道家庭能否处理好这一丧失。此外，治疗师感觉到家庭对于他帮助他们的能力表现出一种突兀且冷酷的攻击，他觉得受到了伤害。在督导中，他能够理解这是一种初始问题的重现，并理解这种情形为触及到客体丧失问题提供了新材料，虽然它们始终是潜藏在表面问题之下的。
带着这样的理解，新的问题可以被理解为家庭与个体在面对丧失治疗师时的退行反应。这种丧失不仅包括治疗师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也包括失去治疗性的抱持环境。这些对于他们形成相互帮助的新能力意义深远。在他们必须离开之前，治疗进行了三个月，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最终他们变得更安静了，并且能够修通对于离开治疗和治疗师所带来的丧失感，他们能够重新获得更高水平、更为成熟的相互支持和依赖。他们强烈地感到，在俄勒冈也需要治疗，他们也非常感激已经做过的那些治疗，并且对于他们能够处理好更多的事情表示乐观。
在面对结束的时候，这个家庭认识到他们无法停止治疗，他们已经变得重视并信任治疗师和治疗工作。但是不管怎样，这个结束过程还是刺激了他们的成长，可以认为这一工作为他们今后寻找另一个治疗情境铺平了道路。
在接下来的一个案例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形，虽然具体的细节有所不同，但是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对皮尔森夫妇和他们九岁女儿茱莉进行治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皮尔森先生有分裂和边缘型人格障碍。他认为外界都在指责他，并且很难与之探讨感受。皮尔森太太具有表演性人格障碍，她来自一个缺乏关爱的家庭环境。她曾经数次将自己关在储藏室，以免自已会伤害到茱莉。皮尔森先生和太太都曾经接受过住院治疗，在精神病状态和自杀方面有过短暂的疗效。这个家庭被冠以'不可治疗'的结论，一位颇为资深的家庭治疗师接手了对他们的治疗。在治疗师的建议和坚持下，皮尔森家庭平静下来，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有规律地接受治疗，最终他们要求将治疗频率增加到一周两次。开始的时候，家庭中存在一种精神病性的代偿机能减退，尤其是在皮尔森先生那边。同时，皮尔森太太会习惯性地在某一时刻离开家庭一周，以避免对他们发火，避免感到他们在对她设置陷阱。茱莉对每次治疗都投入了很大的关注，她画了很多长着巨大牙齿的怪兽和动物。随着治疗的进展，她在画中怪兽的牙齿上画了一些牙套，并且让怪兽的嘴巴也发生了改变，它们是为了获得营养和说话而存在的，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为了撕咬。
当父亲因为工作需要接受调任的时候，家庭在治疗最终结束之前还有六个月的时间。他们退回到治疗开始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上，但是随着治疗师持续地解释说这是对丧失的反应，他们渐渐能够清楚地表达出对丧失的体验以及对治疗师的依赖感。
这时，皮尔森太太做出了一件令人完全意料不到的事情：她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就能够每周回到本地要求继续接受治疗师的治疗了。治疗师欣然同意这样做，当这个想法一被同意，皮尔森先生就立刻建议他们可以每隔三四周一起回到此地继续这个治疗，这个提议被接受了。治疗工作在前面的基础上得以继续下去。有许多事情随着哀悼出现并且得以解决。这为重新开始的会面提供了基础。
在这一案例中，治疗师同意了家庭提出来的新的治疗安排，他不清楚这是不是与家庭一同在回避治疗结束所带来的哀伤。而督导师认为，在治疗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出现家庭所需要的结束过程，因此治疗师没有理由拒绝家庭关于继续治疗的建议。这个母亲对于个体治疗的要求表现出她获得的一种新能力，她能够转向别人求助以处理她所发现的威胁。那个父亲能够同意表现出对治疗的一种责任，这是他过去所不能做到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重要的并不在于我们谨守教条把结束过程看得有多么神圣，而在于关注到家庭所需要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个例子呈现了一名治疗师的反移情，他认为有很多事情还未完成，但是因为培训轮转期结束他却不得不终止。
治疗师离开导致对丧失的反移情
这个家庭有一个在大学做教授的父亲，有些偏执并且防御很深；母亲则患有慢性精神病，有着单一化的人格;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刚刚进入大学，曾经有过短暂的精神病发作，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有她母亲的性格特点，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社会功能变得越来越差了；小儿子很敏感，在智力方面有很好的表现，家庭对他寄予很多的期待，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和持续的发展。女儿的问题无法解决，这使得家庭有一种对儿子过分投入的倾向，同时因为家庭对母亲的状况无能为力，也使得家庭对女儿感到担心。经过一年的治疗，父亲变得能够对其他成员多一些信任了，并且能够向大家述说自己对婚姻的失望。父亲的变化帮助母亲对他有了更多的反应，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有了部分的好转，比如她可以在教区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接着，因为对母亲的认同，女儿也有了改善。小儿子能够更为直接地说出对自己心理健康的担忧，以及那些家庭过去强加在他身上的东西。还有强加给他的过分保护。
当这名年轻的男治疗师因为在精神科实习期结束而将要离开的时候，他对这个家庭以及他们有限的能力越到失望。但是家庭的能力有所改善，能够去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并且母亲的好转令家庭感到满意。此时，儿子向父亲提出来希望能接受更多的个体治疗以探讨在他身上还没有被发现的事情。父亲采纳了他的建议。
治疗师将受到了一种很特别的丧失，他不能再对那个男孩子进行治疗了，他意识到那个男孩子对他的认同。正因为这样，他无法向家庭提出关于这个男孩子的建议。经过这一过程，治疗师对于丧失的反移情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有他自己失去与家庭一起工作的机会，另外也有他对家庭的悲伤和失去机会的体验。他了解到对家庭有帮助的是他们能够信任他并与他一同工作的经历。由此，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去体验了这一丧失。
这个家庭展现了对丧失的一种复杂体验。丧失治疗会带给家庭数年的空虚的渴望。但也能使他们以一种修正的方式去体验这一点。不管怎样，治疗师的离开让家庭丧失机会，这使得家庭能够表现出他们对于悲剧和失败的承受力。治疗师的离开也包括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提供给家庭的有限性，这一点既是因为他无法长时间留下来，也因为他们所固有的有限性。
当家庭治疗转为真他治疗形式时的结束
当家庭治疗只是夫妻治疗的一部分，或是家庭提出结束家庭治疗而其他大部分或全体家庭成员的其他治疗继续时，分离的意味就不会那么浓烈。当然，如果有一些家庭成员不跟进，那么他们就需要机会来表达他们的哀伤。
乔丹和潘妮夫妇两人因为婚姻问题来找我做咨询已经有六个月了，一部分工作围绕他们与女儿的关系进行。女儿是潘妮前一次婚姻中带来的，正处在青春期晚期，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同时她不愿意搞好学习，也没有动力来接受治疗。夫妻治疗的另一部分工作聚焦于他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维持下去。潘妮发现乔丹对她无动于衷，并且有意疏远她，而乔丹反倒认为潘妮会命令和控制他。
经过夫妻治疗，他们了解到那些特征性的投射源于他们的内心客体世界，于是他们开始收回各自的投射。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在学校里开始有了一些好的表现，不过很清楚的是她不可能做得更好了。经过这一阶段之后，我要他们各自寻找个体治疗。起初，乔丹很难与他的治疗师建立关系，这是因为有许多使他无法处理好婚姻的问题同样也干扰了他与治疗师的关系。潘妮发现，自己很容易去建立一种强烈的治疗关系。一年之后我见到他们，他们都在个体治疗中有很好的进步。现在，当他们能够认识到在争斗中所投射的内容时，他们就能够很快地停止争吵，并且每个人都能持续地意识到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尽管潘妮声称她比乔丹做得更多。
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夫妻治疗按照常规在发展。我们结束了治疗，并且留下一个附带说明: 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觉得有必要的话，都可以再来找我。之后，我们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来确认他们能够自行处理好家庭事务，并且一同来结束我们的治疗。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双方都表现出了一种焦虑，担心如果没有夫妻治疗他们就做不了那么好，并且他们也谈到了对我的思念。不过，那种必须自己处理的焦虑并不明显，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资源。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分别发展得很好，婚姻也变得更加牢固。当我最后见到潘妮的时候，她说他们个体的成长使得家庭更为亲密并且看起来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这个案例中，哀悼的感受不是非常强烈，因为消失的治疗氛围仅仅是一种相对的消失。他们每个人的个体治疗淡化了这种感受，使得他们仍然感觉到被支持——在他们变得成熟的过程中被支持。丧失集中在他们要失掉的治疗师这个人身上——这是一个他们感觉到很友好的、对他们很有帮助的支持者。而对于他们温和的焦虑来说，这种确定的治疗设置是他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元素。
结束之后的转诊
当家庭计划转诊到另一位治疗师或另一个协作治疗团队处继续接受治疗的时候，结束治疗的过程也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案例中，哀悼与推进的过程必须着眼于那些将会随治疗师离去的部分。这是一种有用的探索，已经从治疗中获得帮助的家庭将会对治疗师有所投注。尤其是在治疗进行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治疗师很有好感，我们会真的失去一个对我们有帮助的人。然而这不像治疗之外的生活，在治疗中我们不断地审视这些丧失，丧失就会变成我们成长和学习的经验。
有很多病人喜欢他们的治疗师，这些治疗师都不愿意去面对家庭因为要离开而有可能呈现的愤怒。在经历结束的治疗中，关注哀悼过程尤为重要，并且家庭要认识到有一部分丧失感源自离开的那个治疗师。在情境移情中被抛弃的家庭会将愤怒直接指向他们，而不是朝向作为探索着的新治疗师。如果离开的那个治疗师没有澄清和接纳这个愤怒，就会存在实质的危险，家庭会将这一情境性移情固定在新的治疗师那里，而不能建立一个新的联结。
在临床和私人执业治疗中转介家庭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危险都是转介家庭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点等同于在临床治疗中个体治疗病人的转诊)。一种解决之道就是，在新的治疗框架建立之前，拿出一段时间来作为治疗师离开之后的哀悼期。在数周或数月之后，可以自一名资深的临床工作者对家庭重新评估，以明确接下来家庭的需要和近期的任务。在这一点上，了解自己后续需要的家庭会更少地抱着哀伤与新治疗师对抗，因为这不是过去的那个治疗师。
在私人执业的治疗中，转诊比较不常见，治疗师离开的情况更为少见。转诊的需要更多来自一些家庭的原因（比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家庭的搬迁)。这种因为家庭的因素而产生的变化较少对情境移情带来一种开放的、愤怒的攻击。但是，家庭常常会出现对治疗师的潜意识愤怒，就像是治疗师要抛弃他们而不是他们要离开治疗师。家庭成员们会认为，允许他们离开或终止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治疗师的过错，这就像青少年离开家庭去学校，他们会对父母产生抱怨一样，因为他们让他去冒这样的风险。这种投射的根源在于青少年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要为他们孩子的幸福生活承担责任。任何这种焦虑都反映出他们抱持能力的不足，这样的压力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然而，年龄并不能消除对我们的这种移情，期待我们对病人的安全和幸福承担责任。
带着结束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我们的问题是，应不应该转诊一个已定的家庭，或者应不应该建议家庭在重新开始治疗之前接受一个稳定期。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最有可能的是让治疗师和家庭有一个短程治疗来相互适应，并根据其自身的节奏和整体性来安排短程治疗。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这一评估阶段最后的任务就是评估家庭现在的情况和接下来的任务。
在另外的案例中，治疗会按着治疗师通常所做的那样开始或结束，并且在开始和结束之间会发生强制性结束。在这种情形下，家庭和治疗师就需要一向小心地审视，以判断是否应该鼓励家庭做一次'暂停'，或者家庭需要并准备好直接开始后续的治疗。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这种审视包括分享哀伤。
当治疗师接受家庭的转诊时
当我们接受以前在其他治疗师那里接受过治疗的家庭时，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层面处理好他们这样的一段经历。首先，去见一名新的治疗师会激起对前任治疗师的丧失感。新治疗师要做的事情就是直接去问关于前任治疗师的事情，比如他是怎样的人等。不要让家庭和成员个体用含糊的词句表达，并且治疗师要理解和忍受他们持续的依恋和矛盾情感。这种对前任治疗师的移情将会妨碍家庭与我们建立起情境性移情，因此我们需要在第一次访谈中就对此进行工作。其次，对前任治疗师的焦点性移情也是家庭生活史中的一部分，也同样需要处理。在此刻，这一点与家庭生活史的其他部分同等重要。换句话说，前任治疗师已经成为家庭内部客体关系的一部分。当我们准备好愿意去接手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厌烦去听到一些其他治疗师的事情。因此，记住这是转诊工作的部分将会对我们有帮助。家庭采取了一种与前任治疗师相关的防御，他们害怕与我们一起工作并再一次被抛弃。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理解了这些以后，家庭能够接受我们的解释。如果不做这样的工作，转诊治疗将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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