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一场让大唐伤筋动骨的叛乱，此后庞大的帝国便一蹶不振，直至灭亡。叛乱前安禄山的身份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是大唐肩负重任的边将，竟背叛了深信他的唐玄宗而反戈一击。
所以，很多人在研究安史之乱的爆发原因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大唐的边防制度，认为大唐就毁在了节度使制度上。
（安禄山剧照）
其实并不尽然，在安禄山之前，节度使制度已经施行了四十多年，手握大权的节度使不计其数，像盖嘉运与王忠嗣，二人所掌握的实力甚至超过了安禄山，但他们却并未造反。那么，在这么多节度使中，为何唯独安禄山造反呢？
手握重兵的将领，历朝历代都是皇帝防范的重点，大唐也不例外。为了防止他们造反，朝廷在制度上设置了多重保险。
首先，大唐立国以来所施行的是府兵制。战士们平时务农，战时上阵，享受免除赋税的待遇。全国有六百多所被称为“折冲府”的军事组织，各有800到1200人不等，而且有四百多所分布在长安、洛阳，以及李唐起家的大本营太原，这个三角区域周围。
而边疆地区，只有隶属于各都护府或都督府的少数警戒部队。一旦发生战事，各折冲府召集兵力，由皇帝指派的将领带队出征。完全是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没有将领造反的隐患。
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府兵制逐步瓦解，募兵制取而代之。所招募的士兵基本脱离了生产，成为职业化军人，有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随着募兵制的施行，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制度也应运而生。景云元年，唐睿宗任命薛仁贵的儿子为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节度使就此诞生。
（玄宗剧照）
虽说节度使权力很大，所辖区域内的军、政、财大权一把抓，为边将造反提供了温床，但是大家不要低估古代统治者的智慧，为了防止边将造反，他们总结了“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三项准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将军，不让边将们久处一地，培植个人威望，很好地防止了他们做大做强。
但唐玄宗即位后，对边功的追求比较狂热，只要能打胜仗，什么准则都弃之若履。宰相张说、萧嵩、李林甫、杨国忠都遥领节度使；有能力的大将兼任现象比比皆是，王忠嗣竟腰挂四镇节度使大印；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这些将领熟悉了所处的边疆状况，能打胜仗，自从当了节度使就没挪过窝。
为了边功，玄宗抛弃了三项准则。不过，别担心，此时朝廷对于边将的制约还有一道保险，便是“出将入相”这条规矩。
大唐时期文官武将的区分并不明显，而且大家都热衷于挤在京城当官，任命到地方去当个独掌一方的三品刺史也都哭丧着脸，感觉像被流放。于是朝廷制定了规矩，不在地方任职而想当京官，没门。于是，去当地方官职最高，最容易立功的节度使，便成为当宰相的捷径。
所以，当时担任节度使的高官们，在任上都想着法立功，让战功成为进身宰相的垫脚石，并没有培植个人势力想法。比如，张说、李元纮、萧嵩、牛仙客、李适之，都是通过先担任节度使，再入朝为相。
（安禄山剧照）
但是，李林甫担任宰相后，最后一道保险也被拿掉了。因为李林甫担心这些出将入相之辈动摇自己的地位，于是，他给玄宗出了一个很馊的主意：建议启用身份低微的胡人担任边将，胡人既勇猛善战，又无在朝中结党的可能。
一心想着开拓边疆的玄宗竟同意了这个建议，这样一来，所有的保险均不复存在。边将之所以不造反，仅仅靠着那颗对朝廷的忠诚之心。但所谓忠心，看不见摸不着，有几分可信呢！从表现来看，似乎安禄山才是最忠诚的将领。
皇帝贪图边功，宰相自私自利，使节度使制度被一改再改，不但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反倒像是为安禄山的造反量身打造。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的原因并非节度使制，制度并没有错，而错在了制定与施行制度的人。（文：熊鱼自笑）
（玄宗剧照）
参考资料：《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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