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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明皇朝的朝堂，内阁就是一个不能绕开的话题，它本是因皇帝集权而生，其后却发展成了一个不但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甚至可以压制皇权的强大组织。可以说明朝权力格局的变迁，也就是内阁的权力变迁。
不过在说内阁前，我们还是需要先简单了解一下两千年来诸皇朝的权力变化，这样能让我们对明朝内阁的认识更加清晰。
秦始皇扫灭六国建立了全新的皇朝集权统治。不过二世而亡的短暂统治，不能为后续的诸皇朝提供一套全新的制度。所以在此基础上创立的西汉就依然存在浓重的春秋、战国烙印，即王室（宗室、外戚）与朝廷（国家政府）的界限相当模糊。
朝廷的职务主要还是因君王的需要而设置。或者说这个时候社稷（国家）和皇帝还不像后世那样被严格地区分。
论其性质，均近于为王室之家务官，乃皇帝之私臣，而非国家之政务官，非政府正式之官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初本袭秦旧”，秦廷有些处脱不了古代贵族家庭的遗习，故秦汉初政府，有几处亦只是一个家庭规模之扩大。
钱穆《国史大纲》
西汉初期的朝廷主要由宗室、外戚、功臣控制，这三方的特点就是与皇帝本人关系密切，是一种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朝廷。他们的权力大小，职责范围更多的是由和皇帝亲疏程度而定。而密切的关系也导致他们地位分划没有后世那么泾渭分明。
这样也就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 为争夺权力而内乱。首先是外戚势力受到打击（吕氏之乱），接着宗室也受到打击（七国之乱），功臣在连续内乱中也自然被损耗和削弱。
剧烈的震动之下不是灭亡就是变革。汉武帝先是通过推恩令消除了宗室们叛乱的可能性，然后开创了中、外朝制度。明确地将朝廷和皇帝区分开来，皇帝独自高高在上，朝廷依据皇帝的意愿来管理天下。
外朝主要为外姓官员构成，以宰相为领袖；内朝则主要由皇帝亲近的外戚、宦官构成，以大司马、大将军（军权）为内朝辅政。
由于皇室与朝廷的分离，朝廷不能再插手宫廷事务，从而让宦官登上政治舞台。虽然名义上他们只能管理宫廷事务，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皇帝这层关系来干预外朝国政。
其目的就是外朝负责处理国家政务、治理天下，而皇帝则通过内朝控制军权进而控制外朝，皇帝依托外朝（也就是朝廷）实现皇权至上的目的。初期皇帝们为保障自己的权利而有意向地加强内朝、削弱外朝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但是这样的选择很快就为皇帝自身带来恶果。外戚掌握军权后，外朝根本无法与之对抗，而“孤家寡人”的皇帝也无力与势力庞大的外戚对抗。西汉王朝就在外戚专权中覆灭。
东汉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治格局，所以很快皇帝们又沦落到被外戚掌控的地步。皇帝们为了与外戚势力对抗只能主动培养、拉拢宦官。得势后的宦官帮助皇帝消灭外戚后，自然也要享受胜利果实，专权于皇朝。
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皇朝的文官们都不是对手，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资格去争夺朝廷的核心权力。只能转而向地方扩张并培育自身的力量，地方门阀也就慢慢地形成。
三国时期由于东汉朝廷威权的丧失，军阀们彼此斗争更加需要地方大族的支持，地方门阀就此迅速崛起。直至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不但掌控了其所在的地方，也掌控了朝廷。
说明：九品中正制为地方的中正官将辖区的人才按九等评分并上报朝廷作为官吏的备选。而中正官被地方门阀垄断，实际上就是门阀们控制了朝廷大部分职务的任免。
晋朝有感于东汉外戚、宦官的擅权，试图将宗室重新拉入了朝廷的权力场以抗衡，结果迅速崩坏。八王之乱彻底地摧毁了西晋，逃亡至江南的皇室被迫与门阀士族合作。既然是被迫合作，自然就不会有公平可言。
门阀士族在朝廷的权力达到了历史最大值，“王与马共天下”。到了南北朝更是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
不过南北朝长期的混战对谁都是伤害，因战争而崛起的门阀，也被持续两百多年的混战折腾得元气大伤。于是万众期待之下，天下也重归一统。
对于唐朝来说首先要解决还是权力制度问题。七国、八王之乱让唐朝意识到宗室参与朝廷权力是毁灭性的，于是乎宗室们可富不可有权，被彻底排除出了权力圈。对于军权，皇帝也不再敢委任于外戚，而是将军队分散成若干军区，由皇帝任免管理。
针对朝廷里的门阀势力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科举流官制度，主动吸引平民进入朝廷，打破门阀的垄断；二是把丞相的权力拆分为中书、门下两省（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分化权力。
为了应对皇朝政务操作越来越精细化的现实，皇帝也将不少权力下放给了职业官僚们。具体就是皇帝不再直接发号施令，而是通过中书省下旨，而门下省有了 “封驳权”（外朝官员否决皇帝命令，这在两汉是不可想象的）。
说明：因政务处理精细化而下放权力，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例如某地遭遇灾厄，地方官员请示皇帝如何处理。皇帝凭借自身能力也只能下达一些原则性的命令，例如是运粮赈济还是赋税减免。至于运多少粮食、从什么地方运或者减免多少赋税，皇帝本人也说不清楚。而且有时候原则性的命令也是错误的，比方说灾厄过于严重，皇帝却选择赋税减免，灾民们怕是等不到第二年就造反了。所以政令由皇帝直接下达并不见得能处理好政务，这也是封驳制度产生的原因。所以有些时候皇帝勤政对于皇朝来说并没有好处，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朝政更为重要（例如清朝皇帝一个赛一个的勤政，但是皇朝还不是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另外建立了完善的监察、弹劾制度，这种监察并不只针对大臣，还针对皇帝。朝廷也将地方的很多权力收归中央，以防止东汉末年那种地方行政长官只要获得地方大族支持就可以摇身一变自立为王。
但是唐朝并未能管理好军权，制度上没有阻止军队获取地方权力（尤其是财政权），导致军队势力膨胀，安史之乱后朝廷威权一弱，唐朝就迅速迈入藩镇化。藩镇化后皇帝和朝廷又进一步落入了宦官手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唐朝的禁军由皇帝的内廷控制（实际是宦官在控制），在外镇军队忠于皇帝和朝廷时，这些禁军是掀不起风浪的，因为双方的力量根本就不对等。就算是宦官们铤而走险弑君控制朝廷，外镇军队一入京他们还不就成齑粉了。
比方说东汉末年，何进引董卓入京，不论何进这计谋蠢不蠢。起码掌握禁军的宦官根本就无法抵抗。但是外镇军队藩镇化之后，他们就不在乎皇帝、朝廷如何如何了。
其结果就是中央层面，掌握禁军的宦官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通过皇帝把持了朝廷。而地方上则由于皇权的沦丧，更加彻底的藩镇化（开始直接世袭权力），并陆续开始脱离中央控制互相征伐吞并直至唐朝灭亡。
宋重新统一中国后，有感于唐朝的教训，开始加强朝廷权力。首先从财政、军事、人事三个方面来加强朝廷权力。财政方面，在各州设置转运使，编制各州度之预算，预算之外财税全部收归朝廷。
人事方面，朝廷进一步排除外戚参政，地方到县令的官职均由中央任命，而且实行流官制度，也极大地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军事方面，先是“杯酒释兵权”解除军阀权力，然后组建庞大的中央禁军为军队主力，地方上只留些老弱用于日常驻守。没钱、没兵就彻底地瓦解了地方自立的可能，从此地方完全从属于中央。而皇帝则通过中央的文官集团来控制军队。
说明：南北两宋对于军队的控制从皇朝稳定的角度来说，非常成功。除了两宋间隔的那几十年混乱时期，军队直到两宋灭亡都一直服从朝廷。
在中央层面，宋代的宰相权力比唐代下降很多，宋代成立枢密院（类似现代国防部）剥离了宰相的军事权；将财权分归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宰相不得干预，又剥夺了财务权。
那么宋朝是凭借什么完成集权的呢？答案是科举制度。宋朝扩大了科举制度的规模，大量地吸纳各阶层平民进入朝廷，在社会培养出了一个全新的阶层，科举文官集团。
科举文官们逐步进入朝廷的各个角落，替换了原来的功臣、贵戚、门阀，最终完全控制了朝廷。对于科举文官来说一个持续稳定的皇朝才是最利于科举的。所以他们不反对而是推动集权，以消弭内乱保持稳定。（唐之后诸皇朝不再具有强大的扩大动力，也是这个原因）
文官集团为皇朝带来稳定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皇朝在完成皇室与政府分离后，朝廷基本接管了国家全部政务，包括皇帝本人的很多事务也开始由朝廷来操作（大婚、对亲属的册封、选太子等）。
原本依附于皇帝的宗室、外戚经过几百年的涤汰，已经被彻底挤出了朝廷。皇帝越来越像孤家寡人。而且随着朝廷的成熟、文官集团的不断壮大，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皇朝不能没有文官但是可以没有皇帝。（实际宋以后历代文臣们都是希望皇帝们垂拱而治，做泥菩萨去）
皇帝手中掌控的究竟是不是权力，最终还要看皇朝的官员们是不是承认那是权力。宋代皇帝们通过文官不是世袭这点入手，通过优待文官来获取他们的支持。优待主要是三个方面：高官俸；处罚宽松（例如“不杀士大夫”）；泛滥的恩荫制度（这个延续到明朝，不过是用在武官身上）。
优待是把双刃剑，获取支持的同时，也让皇帝无法统一文官们的意见（对于一个代表不同利益体的群体，统一意见往往需要强力压制）。最明显的例子是几乎没有办法推行改革。西汉时武帝搞改革都是一声令下就开始推行，盐铁专卖、算缗告缗（针对富户的财产税）、推恩令、均输平准都是这样。（有人反对？灭族。还有谁？）
而宋代的改革呢？庆历、王安石变法，皇帝的支持不可谓不够坚决，然而最终依靠皇权，改革派依然无法冲破文官集团的阻扰，以失败收场。可见至此皇权与朝廷权力的此消彼长已经对调了。（朱元璋对文官集团高举屠刀也正是这个原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这千年的历史实际上也是皇帝与各势力（宗室、外戚、宦官、门阀、文官集团等）争夺皇朝权力的历史。所以说明朝也不会例外。
历史就这么走到了大明皇朝，洪武元年，端坐于龙椅上的朱元璋，看着阶下山呼万岁的臣子，想必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天下也是我朱元璋的，你们这群文臣也想让我垂衣拱手做菩萨，可想知吾之刀锋利否！
（下期我们说说朱元璋是怎么把他的子孙彻底弄成孤家寡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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