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郡也称沙州，也有人称为瓜州，虽然瓜州更知名，但准确的说法瓜州并不能代指敦煌，瓜州仅与敦煌相邻，而沙州可以代指敦煌。
敦，大也，煌，盛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这个西域的东部门户，也是中原进军西域的绝佳跳板，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汉武帝所看中，并在此设置了敦煌郡，实施了多方位多角度举措的大力深度开拓，此后两千多年，敦煌做为文化深深印入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图腾之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敦煌有过辉煌、有过衰落、有过荣耀、有过耻辱……今天的敦煌依然火爆，是长盛不衰的旅游圣地。旅游火热是因为人们猎奇吗，绝不是，是因为那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敦煌文化。黄沙之下埋藏着数之不尽的辉煌，仅百年前被王道士无意间发现的敦煌莫高窟，就是一座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形神兼备的彩塑、笔法精妙的壁画、卷帙浩繁的经文、古朴灵动的建筑，这些无不向人们诉说着多元文化的汇聚，在信仰和艺术的感召下，历数代而凝结成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一座巅峰。
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特别是作为东西交通咽喉要道的敦煌，具有文化上的国际意义。
那么，敦煌文化之盛，为何能经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这不得不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来寻找原因。1、
从西方到中国，丝绸之路有北线、中线和南线，这三条线路的汇聚点只有敦煌，可以说是百川汇流；在中国到西方，从长安经陇西、河西走廊，近两千公里路程，经过最后一千公里的长廊地带，到敦煌再往前豁然开朗，以其广开西域。
敦煌就卡在这么一个咽喉要道的位置上，人流、车流、商流、文化流、宗教流全部在此汇聚，所以才能造就这么一个世界文化的汇聚地，所以汉武帝才会在此设立敦煌郡、阳关和玉门关，让敦煌成为大汉王朝开拓西域的桥头堡。
为什么在此在设立敦煌郡、敦煌城？
因为这里是天然的绿洲带，河西走廊一连串绿洲带中的疏勒河绿洲带，再细一点就是党河边上的敦煌绿洲，有水的地方才能养人，有水的地方才能建城。
为什么从敦煌往西会分出玉门关和阳关两座关口？
因为汉朝开拓的丝绸之路是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北边缘前进的，敦煌城正好在塔里木盆地最东端。敦煌身后是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往前便是占地极为辽阔的西域，西域中心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沙漠南北两线边缘才有间断的绿洲带，才可能开拓出道路。
玉门关和阳关具体位置的选择有何讲究？
其实这跟河流走向有关，在党河（古称氐置水，氐人曾经活动的区域）河道形成绿洲的核心处建敦煌城，以河道为依托建两关，也以河道为依托，遥控两关。
先看一下玉门关：党河汇入疏勒河以后，继续向西最终流入罗布泊，但这一段并不那么固定，很多时候会断流，至少在西汉时，玉门关内这一段并没有断流，玉门关外则是时断时续，所以也可以说玉门关一带是疏勒河的西部终点，这就是当年玉门关选址的原因。
再看一下阳关：作为敦煌母亲河的党河，有一处C字湾，并且在湾口西端历史上曾经积蓄出一个湖泊-渥洼水，也叫寿昌海，阳关就建在渥洼水北沿的位置。阳关距离敦煌城只有50公里左右，又扼守在水草丰茂的关键之处，这就是阳关。
至此，一个明显的地理特征映入眼帘，两关之内，是祁连水系所能充分滋养的范围，两关之外，则是祁连水系所不能及的范围，失去了祁连山的庇护，则是正式进入了真正的西域。
这两座关口为什么叫玉门关和阳关？
中国文化中，南方为阳、北方为阴，所以丝路南线的关口是阳关，丝路北线的关口是阴关，不，是玉门关，阴关这个名字难免会有惊悚之意，所以就起了个富有诗意又不失中国文化内涵的名字。
“西出阳关无故人”唱出了古今中外多少离别的伤感，可惜经过两千年的岁月流逝，汉唐已经远去，当年的雄关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只剩下了一抔黄土。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内尚有千里绿洲、河道蜿蜒、牛羊成群，玉门关外放眼望去则尽是万里狂沙和茫茫戈壁。曾几何时的丝路雄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如今的玉门关只剩遗址，也称为小方盘城遗址。
两关之外也有着古称盐泽或蒲昌海的罗布泊，虽然汉唐时水域面积巨大，但并不适合大规模屯田，虽然也被汉唐视为势力范围，汉长城甚至一度修到了三百多公里外的楼兰，但那里地势过于开阔，不利于据险防守，根本上还是属于羁縻区域。中国古人的建城思路一向十分巧妙，一般都是依山傍水，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以这种眼光看敦煌城和两关，依然十分经典。
那么这种经典是否成功呢？
答案是肯定的，两汉时期，经过长期的深度治理，河西走廊早已归化中原，华夏文化也得以在此深深扎根。魏晋南北朝时，这里儒学大兴，诞生了郭瑀、宋纤、刘昞等一批历史上知名的儒学大家，在后来北魏时期，中原重建衣冠秩序的过程中，敦煌做出过沉甸甸的一份贡献。
曾以敦煌为都的西凉政权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由时任敦煌太守汉人李暠创建，正值南北朝乱世的西凉却文风昌盛，大力兴办教育、倡导儒学。这个李暠大有来头，相传是汉代大将李广的十六世孙，诗仙李白，又自称是李暠的九代孙。
东汉、魏晋、南北朝，这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时间段，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敦煌莫高窟则是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历经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等数个朝代开凿，形成了如今的规模。
从公元366年，前秦僧人乐尊在敦煌开凿第一个石窟开始，历经千余年时间，陆陆续续开凿出七百多个洞窟，形成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地。
佛教对华夏文明影响甚深，也可以说佛教思想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华夏诸子百家不足之处，佛教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激发了华夏古文明的第二春，让华夏文明再次升华，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从这个角度讲，佛学融入华夏文化，则是为大唐的全面兴盛做了文化上的铺垫，大唐开元盛世则是华夏古文明发展的顶峰。
佛教不只是影响了古代，就连今天我们喜闻乐见的许多成语，也是源于佛教，比如：不可思议、大千世界、皆大欢喜、梦幻泡影、五体投地、想入非非、痴人说梦、痴心妄想、醍醐灌顶、盲人摸象、火烧眉毛、想入非非、单刀直入、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抛砖引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佛教，我们的生活、甚至人生，都将失去很多乐趣。
佛教极大丰富了华夏文明，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直至今天，也间接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华夏古文明重塑的历史进程中，敦煌又一次做出了沉甸甸的一份贡献。
在莫高窟的对面是三危山，三危山这个是中国古籍中屡屡出现的名字，到底敦煌这座山是不是真正的三危山，众说纷纭，我还是当它就是吧，毕竟我希望、也愿意看到上古华夏文明其实早就涉足这一块土地。
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又讲：“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很明显这是在讲述一个历史故事。三苗在荆州、洞庭一带作乱，被舜帝所败，舜帝把三苗从现在的洞庭湖一带迁到了三危山，也就是敦煌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
河西走廊地区的民间传说，对此事的描述更为生动：当年舜帝押着三苗王晋云子和数万人西行，来到今天附近的掖焉支山时，西王母派负责胭脂种植的两位女弟子出来迎接。舜帝随着她们登上了鸾鸟山，乘鸾鸟赴瑶池，拜见了西王母。舜帝听从了西王母的意见，将三苗王晋云子安置在三危山，部落成员则分置于河西走廊各地。
从文明传播的角度讲，这是一次中原文化西传的过程，“以变西戎”的意思是要用从中原来的三苗，安置在河西走廊各地，和这一地区的戎人共同生活，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改变原来三危地区西戎的文化落后现状，使之归化。而“三危既度,三苗大序”的意思是说，后期大禹在治理西域水患的同时，还大力开发敦煌，安抚由舜帝押运迁移到三危地区的三苗人，使得这里的社会秩序得到改善。《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水共疏通了9条河流，其中河西走廊部分：“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三危山的故事我先说到这里，我们接着隋唐盛世往后讲。
时间来到大唐天宝年间，承平日久的大唐盛世，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安史之乱搅动的翻天覆地，陇右、河西、西域的大军主力被调往中原平定叛乱，吐蕃则趁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安西四镇，敦煌也成了吐蕃人的势力范围。
六十年后，张议潮率领的归义军在敦煌（沙州）起义，推翻了吐蕃人的统治，并以敦煌为中心，收复整个河西走廊，重新归顺大唐。
归义军始终秉承着他们的归义初心，历经大唐灭亡、五代乱世，归义军始终心向中原，奈何这期间的中原政权一直无力过问河西事务，直至大宋建立，赵官家温柔的看着西夏崛起，直到最终归义军被西夏吞并，大宋也无力改变什么。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倒是摧毁了西夏，收复了敦煌，但这是另一种敦煌，已经和历史上的敦煌有了明显的时代割裂感。
蒙古人对河西走廊和西域的统治，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察合台汗国控制着西域，河西走廊被大元朝廷直接控制，虽然察合台汗国在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独立的蒙古人政权，况且察合台一系和脱雷一系素来不和，在忽必烈强行占有汗位后，他们的矛盾也达到了顶点，而敦煌、哈密这一带正是察合台汗国和忽必烈势力曾经激烈冲突的前沿区域，这就给后来的大明朝留下了很大的麻烦。
历史的车轮推进到大明时期，朱元璋北伐成功，推翻了元朝，顺势派宋国公冯胜率军收复河西，修筑嘉峪关、明长城，重修肃州城，但是大明的国境线却止步于嘉峪关，在敦煌以及以西的这片区域虽然也设立了关西七卫，但在内心深处，并不把这里视作自家土地。
关西七卫与明朝的一般卫所并不相同，基于敦煌、哈密一带的复杂政治现状，大明朝廷并不派流官直接管理，而是委任当地蒙古贵族担任，并允许世袭，这样一来，关西七卫也只是拱卫明朝国土的卫星属国而已。
虽然大明朝在西域并没有太大作为，但关西七卫也有着它自己的历史作用，将河西走廊西端和西域部分地区纳入明朝的势力范围，有利于阻断蒙古本部和察合台汗国的联系：“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抚驭之，内以蕃屏甘肃，而卫我边郡”。
然而，到了嘉靖时期，明朝关闭嘉峪关，彻底放弃了敦煌地区、放弃了关西七卫，直到清朝时才又恢复了对这一区域的控制。
清朝末年，负责管理敦煌莫高窟的王圆箓道士，偶然发现了洞窟内层隐藏的藏经洞，从中发现了数万件的佛教经卷、历史文本、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此后引来了英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这些外国人以探险为名将大批敦煌文物拐走海外，至今仍大量保存在国外的博物馆中。不管名为考古也好、探险也好，这始终是一种强盗行为，面对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屈辱，我们应该铭记，并奋发自强，绝不能让这样的屈辱再次发生。
这件事情我也疑惑过，一个道士怎么会负责佛教洞窟的管理，为什么政府不委派和尚来管理莫高窟呢。我也曾经想过，如果不是王圆箓道士在洞窟内动工修建道观，是不是藏经洞就不会在这个时候现世，如果不是道士而是和尚来管理敦煌莫高窟，一定会虔诚的对待佛窟，不会随便在洞窟内动工，那么就不会引起后来的一系列事情，是不是就能保住莫高窟的秘密直到新中国时期呢？
事情已经发生，无法去假设，而且我们也不能太苛责于王圆箓道士，毕竟这位道士在发现藏经洞后也曾东奔西走，也曾想过用政府的力量来保护这批经卷，一个小人物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然而他却处处碰壁，要怪只能怪他所在的那个年代吧。
历经了至暗时刻的华夏，终是迎来了新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那些历史的屈辱终将远去，今天国家正在大力进行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欧亚大陆桥已经重新显现。今天的敦煌处于祖国的腹地，再也不是历史上区域冲突的前沿，虽然敦煌不太可能恢复到历史上最荣耀的时刻，然而敦煌人民却可以迎来历史上最为安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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