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城一部分利用了前代长城,一部分为新修筑。在北部和东北部,长城以修缮沿用前代长城为主,时间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之前。西北部为新修筑的长城,主要集中在对匈战争胜利后的汉武帝时期。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西汉长城防御体系的大规模建设,绝大部分发生在国力最为强盛、对外战略最具主动性的时期,这一时期大规模新建的长城主要有汉外长城、西塞、居延塞,是西汉王朝开疆扩土的重要战略工具,修建目的有明显的进攻倾向。
从西汉长城修筑范围和修筑时间两方面,可以发现长城建设与西汉军事扩张的关系。一方面,西汉新建长城的地理范围,均随着西汉疆域拓展而延伸。西汉疆土范围显著扩张的两个区域,是西域地区和蒙古高原南部。向西域的统治范围扩张,与河西汉塞的建设几乎同时进行;向蒙古高原的吞并,同样伴随着两道汉外长城的修建。
几次大规模征战,大军所至之处,都留下了相应区域的长城及其沿线城障工事。对于这些原本并不属于西汉王朝的疆域,修筑长城,显然不是为了保障在此地的西汉人民安全——在西汉力量到达之前,不论西域还是阴山北部,生活的主要民族均不是华夏农耕民族——而是为了确保在占领新的领土后,被驱逐的异族不会反扑侵扰。
在修筑军事工事同时推进徙民实边,以中原华夏人口充实原本的外邦占领区,使得徙民人口同样成为包围新领地的军事力量。
因此,表面上看,在新占领区域修建的长城,是为了保卫这一区域内西汉人民与土地,但究其根本,新占领区域的军事工事、徙民、屯田、其实共同成为防止被驱逐的异族反扑的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从每个修建长城的时间段来看,大规模长城建设,常伴随在某一重要战役之前或之后进行。新建长城的时间段与大规模对外出兵的步调一致。
“令居塞”是为配合击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酒泉至玉门关的边塞是为了巩固在西域的战果,保障直通大宛的交通线;居延塞是为防止在西征大宛时,匈奴趁机进入河西走廊;汉外长城是为守卫在向阴山以北扩张时占领的领地。
战役之前修建长城,是为了给己方部队提供防守、供给的军事基地,以边地为“后方”,便于战争逐步推进;大战之后的修筑工程,则是为了及时固守新占领的势力范围,且战且建,且建且战。换言之,西汉王朝将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纳入了西汉对敌作战的总体战略步骤的一部分。
如果将西汉长城与其他朝代长城的修建进行对比,则西汉长城防御体系这种“攻”的特征更加明显。这里以明代长城为例进行比较。明代长城大规模修建集中在正统至嘉靖年间,这一时期,由于土木堡之战,明政府对蒙古转为消极防守战略。
将西汉修建长城的阶段及其历史背景,与明代修建长城的阶段和历史背景进行并置对比,可以发现这两个朝代,尽管都曾经大规模修建贯通疆域北部的长城,但其修建长城时国家对北部游牧民族的战略政策有所不同。从修建长城时的历史背景和王朝战略倾向,可以看出当时修筑长城的动机。
明代城的大规模修建多在大规模战争之后,如洪武永乐年间、正统和成化年间、嘉靖和万历年间,其直接目的在于修复在战争中损坏的防御工事,或对防御薄弱部分增强防守能力。
长城的大规模新建,集中在土木堡战役之后的正统至嘉靖年间,此阶段明朝元气大伤,军事实力弱于蒙古,对瓦剌、鞑靼的战略,由明初的积极用兵转为消极防守,大规模的修建一方面是由于正统年间瓦剌入侵摧毁了大量长城边塞,急需补修;一方面是处于紧锁北部边界的防御需求。其功能是防御。也就是说,明代长城防御体系在功能上以防守为要务。
对比之下,西汉时期的长城新建,集中在西汉对北部游牧民族,采取战略进攻政策的时期。彼时中原王朝实力强于游牧民族实力,西汉频繁对匈奴和西域出兵征伐,大大扩张了其势力范围。
这些新筑的长城塞段主要出发点,都不是为了固守原本的汉匈边界,而是在划分新的边界。使得长城及其沿线各级军事工事,成为汉对外出兵的的前线军事阵地,成为西汉军事扩张的重要步骤。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西汉时期的长城防御体系功能上,更侧重于对进攻的支持,性质上具备一种积极的战略倾向,反应了当时王朝开拓进取的姿态和强盛的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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