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衰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面对帝国的衰败，奥斯曼的政治家们不断地探索国家振兴之路。这期间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有三次：1792～1807谢里姆三世的改革、1807～1839马赫穆德二世的改革，1839～1856年的坦齐马特运动。
事实证明想依靠传统君主通过政令进行改革，在奥斯曼帝国是无法成功的。但是我们将这三个时期联系起来看，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他们都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是帝国迈向土耳其共和国的过渡时期。
美国学者马里昂·列维将现代化类型，划分为“先发型”和“后发型”两种。从诱因上看，坦齐马特改革是在国内外双重威胁下进行的，是为了维持政权不得已进行的改革。显然外部侵略的压力是诱发改革的主导因素。
帝国的末期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内部进行着巨大的政治变革，这些变革的目标是使帝国重新振作起来。根据亨廷顿的理论，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改革，首先是需要集权于君主以便推动社会与经济改革，奥斯曼帝国通过将权力集中于苏丹手中，冲破传统顽固势力的阻挠，将现代化政策推行下去，这是一切改革的先决条件。
因为一个没有权威的政府，很难想象他的改革政策会得到地方的贯彻执行，甚至政府的改革政策会成为政治动荡的导火线。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要看三方面：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显然前两点是帝国最缺少的，首先重整帝国的权威，然后通过调整将政令制度化，显然是帝国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苏莱曼大帝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加上地方封建割据严重，各地区纷纷闹独立，不再听从帝国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军事采邑制度的崩坏，使其成为个人世袭封地；农民和被征服民族不断的反抗。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一个政权的稳固要靠强大的军队作为保障，然而奥斯曼帝国在经历了15-16世纪的辉煌之后，帝国内部军队衰弱瓦解，伴随着军事的衰落，奥斯曼各方面的问题暴露出来。
帝军事采邑制度崩溃，旧的农业制度无法维持。因为帝国的扩张停滞不前，封建骑兵制度和近卫兵团的作用大为降低。尤其是近卫兵团“纪律败坏，装备怪异，成分混杂”成为帝国改革的最大阻力。
由于僵化的专制制度，导致各方面效率低下。地方的割据势力严重，中央无力控制，终于导致后来埃及的独立以及安那托利亚、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独立的危机。
谢里姆三世的改革，主要在军事方面改革。军队问题是帝国最大的难题，一方面传统军队在对外战争中频频失利，另一方面，传统军队对于苏丹的忠诚问题，也是帝国最不稳定的因素。
为了解决军队的问题，在18世纪末，谢里姆三世开始组建新军，兵源来自安那托利亚。新军采用欧式装备，请欧洲教官训练，官兵一律定期领军饷，统一穿着欧式军装。
此外，在各省重组了地方军，也采用欧式训练法。他为陆军新设炮兵队，改进旧式军舰。聘请英国人和法国人，来新建陆军军工厂和海军船坞。为新军专门成立了财政局，保证军饷充足。
苏丹政体调整了帝国的官僚设置，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分设内务部、外务部、财政部，以及农业、外贸等委员会。将传统的“大维齐尔”改称为首相，政府中心称为“最高波尔特”此外，他直接控制伊斯兰法庭机构，削弱宗教僧侣集团的权力。
随着改革的推进，赋予“最高司法委员会”起草法律的权力，将立法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政府为加强对于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在1831年废除了旧式采邑制度蒂玛尔制度。
在教育改革方面，恢复了陆军、海军学校，开办了医科、参谋、音乐三所新学解决了军队和政府中专职人员问题。社会习俗方面，政府人员统一头戴“费兹帽”，政府与外邦交往统一使用国际礼仪，在国内确定星期五穆斯林礼拜日。
马赫穆德二世的改革，首先从削弱地方分离势力开始。在巴尔干地区，苏丹通过和平手段削弱了当地贵族的经济、政治权力。
废除官位继承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选派流动官员，原来的官员子弟不得在本地为官。这样分离势力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达到了“强干弱支的效果”。这样，奥斯曼帝国在1814年到1820年间，掌握了马其顿、色雷斯、多瑙河沿岸和瓦拉齐亚大部分地区。
此外，在18世纪30年代，政府的监督系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至少在伊斯坦布尔，国内情报机构的人员，开始将公众百姓的言谈报告给相关的部门。”集权化并非只是中央对地方加强统治，也是将权力深深植入社会的过程。
马赫穆德二世通过改革，使帝国中央集权化显著加强了。然而，正当改革如火如荼的进行之时，苏丹马赫穆德二世突然病逝，改革因为苏丹的病逝而夭折。马赫穆德二世的改革，既没达到富国和强兵的目的，也没能保持帝国的独立与完整。
作为传统势力的代表，苏丹改革的最大目的还是巩固自身的统治，马赫穆德二世的改革多在表面上做文章，没有把奥斯曼帝国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民众教育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基础性领域，这是由传统君主制本身决定的。踌躇满志的马赫穆德二世因病去世。其子阿卜杜勒·麦吉德继位，他在前两次改革的基础上，开始了坦齐马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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