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异姓爵位自轻车都尉以上，都分一、二、三等，然而御史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有清一代凡是被封为公爵的，不是一等公就是三等公，二等公仅有鳌拜一人（还有一个是图尔格属于赠的）。

既然侯、伯、子、男以及轻车都尉都有不少人是属于“二等”的，为何公爵里头就没有二等呢？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好好探讨一番的。

异姓爵位制度简述

清代异姓爵位制度起于关外太祖时期，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至顺治朝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体制，但最终形成定制则是在乾隆十六年，将爵位分为九级二十七等，具体如下：

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一等侯兼一云骑尉、一等侯、二等侯、三等侯，一等伯兼一云骑尉、一等伯、二等伯、三等伯，一等子兼一云骑尉、一等子、二等子、三等子，一等男兼一云骑尉、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等轻车都尉、二等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兼一云骑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

自骑都尉以上每个爵等都有一个“兼一云骑尉”，有不少读者可能还不太理解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异姓爵位的等次的提升，都是以云骑尉为基础单位的。

打个比方说，某个官员爵位是一等伯，他因功受到皇帝的奖励，但这个功劳又没有达到晋封三等侯的标准，所以就会给予一个云骑尉。那么他的实际爵位就是一等伯兼一云骑尉，若是日后再获得一个云骑尉，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晋封三等侯了。通俗地理解，集齐两个云骑尉就能升等或升级。

虽然清代异姓封王、赠王的不在少数，但法律层面规定公爵是异姓贵族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至于封、赠王都属特殊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情况也是需要说明的，有些已经是一等公的异姓大臣立有重大军功，那么皇帝就会在一等公之外，额外再加爵位。比如乾隆二十年一等公傅恒平定准噶尔内乱，乾隆帝又额外赐给一等公。

像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许多异姓王公都有被额外加封爵位的，但子爵以下的居多，且多指名子孙中某一人承袭。

公爵虽然是异姓爵位中级别最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等公是最高的。开国功臣扬古利于天命六年封一等子，天聪八年晋超等公，崇德二年赠武勋王。清代超等公属于特例，也就扬古利一人。

还有一种情况是属于封公而不言等者，比如开国功臣额亦都所封的公爵就没有说明是几等，太宗封其为弘毅公（这个估计读者会有异议，认为是一等公），还有沈志祥、郑成功、郑克爽、白文选等之公爵也没有言等。

异姓爵位同样也存在一个承袭次数的问题，清初时期爵位是否世袭以及承袭的次数，是需要皇帝特旨说明的。乾隆以后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朝廷对爵位承袭的次数出台有具体的规定。

一等公承袭次数为26次，二等公25次，三等公24次，以下按等递减1次，直到云骑尉1次。尽管每一级每一等爵位都规定有具体的袭爵次数，但因伯爵以上的次数很多，所以就与世袭罔替无异。

至于“封”和“赠”其实也有有差别的，封爵一般都是世袭罔替的，而赠爵非皇帝特旨，不是仅限于本人就是降级承袭。

二等公为何很少有人获得

御史大概数了一下，清代连封带赠的异姓公爵大概有93个左右，不到一百，可以说公爵绝对是个稀有品种。且这么多的公爵中，除了皇后之父例封承恩公外，绝大部分都是满洲贵族世家，蒙古、汉人的占比并不多。

清之爵号，其别有五：一曰酬庸，以彰世赏；二曰奖忠，以优死事；三曰推恩，以逮外戚；四曰加荣，以殊圣裔；五曰备恪，以恤胜国。

其中前三种最为常见，至于授孔子后裔世袭衍圣公属于“加荣”；雍正二年，封前明后裔朱之琏为一等侯，则属“备恪”，这两种情况很少见。

异姓公爵数量中，又以军功者最多，这些人都与爱新觉罗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又是皇帝最信任的心腹之人。这些人的爵位升迁速度很快，起步都是子爵，待积累一定军功时，就会授予公爵，有的是一步到位直接授一等公。

而有些则是由于资历不够，怕在朝中引起非议，往往以三等公为过渡，然后创造机会让他们建功再晋一等公。

再者公爵数量本来就少，地位也很尊崇，朝廷也不会像侯、伯、子、男那样按部就班晋封，如果封爵后没有建功则罢，一旦立功都是直接跨过二等晋升一等。毕竟，已经到了公爵这个级别，皇帝也不会计较，一步到位更能显示出皇恩浩荡。

清代异姓爵位的授予有个原则，越低的爵位在授予时越是要按部就班，这是因为授予中低级爵位的人数量大，还有不少是汉人，所以控制的越严格。比如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已经是二等侯了，可死后朝廷也没有给他晋一等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