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硬磕准噶尔,主要是基于准噶尔当时势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清朝的核心利益了。
噶尔丹曾向康熙帝提出过“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那时候的噶尔丹已经拿下喀尔喀蒙古,下一步就要挥师漠南,威胁京师了。
所以,康熙帝必须御驾亲征,打掉噶尔丹的锐气,才能保住清朝的核心利益。
即便后来康熙帝经过三次大战,追亡逐北,导致噶尔丹身死,但准噶尔依旧保持着对蒙古、西北和西藏的重大影响力。
康熙朝晚年,准噶尔灭掉和硕特汗国,企图一举控制西藏,但很快被清军夺回。紧接着,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造反,背后也有准噶尔在支持。随后,准噶尔又在和通泊一战中击溃清军,迫使清廷与准噶尔议和,双方以杭爱山为界。
直到乾隆年间,清朝才趁准噶尔内乱之际,彻底灭掉了这个威胁了他们七十余年的老大难对手。
由此可见,准噶尔不灭,清朝就无法在蒙古、西北和西藏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甚至危及京师。所以,清朝和准噶尔,基本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在这种情况下,不硬磕准噶尔,还留着它过年吗?
至于清朝与沙俄之间的关系,在清廷看来,其实并没有彻底超出传统宗藩体制的范畴。因为在清初,管理对俄关系的主要机构依旧是理藩院。而且,清俄两国在这一时期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至少在清廷看来,仍旧是宗藩关系的表达。比如互市问题,在雍正六年《恰克图条约》中,清俄在边境城市尼布楚和恰克图开放互市,允许俄商进行贸易,这显然是根据中原王朝对付游牧民族的先例去行事的。
还有《恰克图条约》中的其他规定,与同一时期对待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相关规定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欧洲各国对华贸易一般都被局限在广州一港,而俄商却被允许每三年来北京一次,只是每次不得超过200人。还有,俄国被允许在北京建造俄罗斯商馆和东正教堂,而欧洲国家却没有这样的待遇。
由此可见,清廷对待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态度,与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还是有些许差别的。这种差别可能意味着,清廷对俄国的认识仍建立在宗藩体制的基础上,毕竟俄罗斯是来自北方的敌人,而对于来自海上的英法等欧洲列强,清廷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是一股不同于原本宗藩体制下的全新的势力,对他们的提防要更加谨慎。
当然,我上面所说的是清朝所理解的中俄关系,所以说它带有宗藩体制的意味,这是很正常的。但在接受了欧洲近代国际准则的沙俄看来,他们是在与清廷签订近代的外交条约,并试图通过近代国际法概念与清廷进行交涉和沟通,诸如中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等,就是明证。
所以,说沙俄破坏宗藩体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沙俄一方的视角下的,而清廷视角下的中俄交涉可能又是另外一副光景,即更多是在仍在沿用传统宗藩体制下的旧例在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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