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冯道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异数和奇人。
古语云：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这是儒家长久以来给士人灌注的传统忠君观念，但是五代时期的冯道却对这个忠君观念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与实践。
长乐老冯道
冯道（公元882～954年），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先后辅佐了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的 12 位皇帝。他身处乱世，却官运亨通，从政 45 年，做了近30年宰辅，可谓是中国官场上的奇迹，被称为“政坛常青树”。
那么，冯道有哪些才能使得其历任数主，还能左右逢源呢？
首先，冯道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代的帝王大多是武夫，不重视教育，文化事业停滞不前，刻书业遭到了厄运。于是，冯道说服唐明宗，亲自主持由国子监雕印《九经》。这部经书的印刻历时22年之久，校定极为认真，一丝不苟，被称为“五代监本”。在乱世还能主持印刷正经正史的浩大文化工程，这无疑是值得后世颂扬的。
其次，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冯道对于有才能、务实、贤德的人才，不计私仇，唯才是举。“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旧五代史·冯道传》）冯道用人以才能为尺度，这在以门第为贵的五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再次，心系苍生，为民进谏。
冯道一生廉洁，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他的俸禄可以和朋友、下属分享；别人送给他的美女，他想办法送其回家；在饥荒年，他倾尽家财救济百姓。这在贪污腐败的社会中是非常可贵的。冯道对人民“救时济物”，而自己的所居之处却仅能避风挡雨。
后唐明宗曾问冯道：“天下虽熟，百姓得济否？”他直言道：“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背诵聂夷中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旧五代史·冯道传》）一诗，劝诫明宗不要伤农。明宗因此对冯道更为器重。
冯道入仕期间，积极施为，唯才是举，宽宏大度，独善其身，对稳定政局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现代角度看，冯道其实扮演了职业经理人的角色。
他之所以出任数个大“公司”的经理，乃主客观因素使然。
中晚唐以后，藩镇拥兵自重，出现军阀割据局面。大军阀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于是一些军阀竞相效尤，在各自地盘僭称帝王。
这真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谁有本钱，谁就开公司当老板。50多年间，全国竟然出现了10多家上市公司。
五代十国时期全图
从正统角度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代表中央的总公司，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北汉为地方子公司。
实际上，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相互之间时有摩擦；总公司内部、子公司内部明争暗斗，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竞争，兼并、重组或破产在所难免。
冯道在唐末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刘败后转投河东监军使张承业任巡官，张承业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存勖，为其掌管文书。李存勖于923年称帝（后唐庄宗），总公司由后梁改为后唐，冯道出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明宗李嗣源即位后，颇看重冯道的才望，拜他为端明殿学士，不久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石敬瑭于936年在契丹人支持下灭了后唐，总公司改名为后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亦为契丹儿皇帝。石老板担心公司无人治理，只好强行挽留冯道，“（冯）道不得已出焉”，继续担任宰相。
946年，契丹灭后晋，冯道委曲求全，跟随耶律德光（辽太宗）入契丹为太傅。刘知远于947年在太原称帝，成立后汉，仍旧聘用冯道为宰相。
郭威于951年称帝，总公司改名为后周，郭老板对冯道礼遇有加，任命他为太师、中书令，位居首相；郭威死后，其养子柴荣（周世宗）即位，当时河东刘崇入寇，冯道因谏止世宗亲征而触怒世宗，奉命料理完郭威的后事，不久就患病去世，终年73岁。谥文懿，追封瀛王。
有人认为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中原“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所以说他是奸臣，似乎并不妥当。
一个王朝的灭亡有诸多因素，但身居要职的大臣倘若能匡正时弊、辅佐帝王，或许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
冯道为后世訾议的第一件事，是他劝阻柴荣攻打北汉。北汉乃是割据一方的后汉宗族刘崇建立的地方势力，属于十国中的一个。公元954年，北汉乘郭威新丧，依仗契丹入寇，企图一举推翻后周政权。
柴荣当时只有34岁，却很有胆识气魄，自诩为唐太宗李世民：“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欲亲征北汉平定天下。冯道说：“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柴荣说：“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为官唯唯诺诺、在军事上从不谏言的冯道居然顶撞说：“未审陛下能为山否？”（《资治通鉴》卷二九一）。
高平之战示意图
柴荣大怒，随后御驾亲征，大败刘崇，令其兵退太原，自此不敢南下扰民。高平大捷成为后周北伐契丹的前奏，意义重大。
当时冯道却为了追求眼前现实利益，在新朝积攒下政治筹码，保住官位、爵禄，极力劝阻，反而因此不被柴荣器重，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宋代之后开始强调气节，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所以冯道这样的人非常受鄙夷。
司马光说他是“奸臣之尤”。但冯道一生节俭异常，待人宽宏，随军出征时，他住在茅草屋里，把俸禄省下给前线的将士吃。
冯道虽气节有亏，但他修德爱民，力求方寸无诸恶的态度，或不失为乱世中一种生存之道。
《资治通鉴》中有两句话点出了冯氏哲学的精髓：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这种处世哲学贯穿了冯道的一生。
和冯道形成对比的是明代的方孝孺。他坚决反对明成祖，身受酷刑，被诛十族亦不臣服，可说是响当当的硬汉子，但是治理国家他较为迂阔，前人蔡东藩评论说“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最终使得建文帝江山不保。
而像姚广孝这样的人，公然鼓动燕王造反，按理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他在燕王登基之后，修德爱民，身为太子少师，他只在朝堂之上穿朝服，下朝后却着缁衣，居僧舍，华服、美舍、女子、富贵，统统不要。成祖晚年，嗜杀成性，手下大臣，多无辜得罪，唯有姚广孝因为避居僧舍，无视富贵，一心崇德修善，所以得以善终，可见姚广孝也是一位善于虎狼丛中安身的睿智之人。
冯道曾写过《偶成》一诗，以述其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大意是生当乱世，也绝不放弃自己的道德底线，但不必固执于一端。心存善念，虎狼窝里也能安身立命。
这里说的“道德”，也是他自我评价的三不欺：“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而且“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而三不欺集中到一点，就是先秦儒家所尊奉的“人心”“民心”。这一点，冯道力所能及地做到了。
可以说，正是他韬光养晦的性格为他成为五代“政坛常青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那样一个狼虎丛中，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是佛、菩萨、圣人，其他的一切都不应苛求。
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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