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次政治上的变动不仅改变了汉朝本身,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况下,儒家学说成为了社会上的官方学问,儒学与官僚体制制度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结合,诸多民间学子开始纷纷投身于儒学领域。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上便出现了许多儒学世家、书香门第,教育教育资源有限的古代儒学世家逐渐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也是魏晋时期士族最初的样子。
很多人认为士族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巨大的集团,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它也是魏晋特殊的背景之下慢慢形成的,并且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历史。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士族”集团是怎么出现并走向成熟的。
一、“士”与“族”的融合
从某个角度而言,“士”与“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士”的概念是指士大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大诸侯为了能够快速增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不断选拔世袭制度之外的人才为己用。
这些人便是最早的士大夫一族,明朝时期朱元璋将天下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可见士仅仅是一个阶层的称谓而已。“族”则是家族的称呼,由此便可知,士族是士大夫阶层与家族的结合体。
秦汉时期并没有出现“士族”这一个概念,直至东汉末年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对天下势力格局的影响太大,慢慢地走向了他们开始步入官场,“士族”阶层正式出现并快速发展。
提及门阀士族这一个赐予,就不得不提及一个选拔人才的制度,那便是九品中正制度,这一时期朝廷选拔人才主要参考的标准便是德行和背景。
秦朝时期分封制被废除,贵族以家族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在地方上形成了一种名为“乡党”的局面,此种局面也被后世人称之为“乡党社会”。
西汉时期,汉高祖、汉武帝皆以乡党社会为基础进行人才的选拔,察举制便是以学子在乡党之中的品行、名望为参考标准,甚至可以视为“乡党”是儒学选拔的一种外在体现。
两汉时期存在“乡论”这一种概念,也就是说它可以代表乡党对士的一种客观评价,对于朝廷选拔人才和士子进入官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此时人才的评定权在地方乡绅的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经过乡里的推选成为了士大夫,士大夫又反过来影响“乡论”扩充自己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士为基础的家族便顺势而出,这也就是最早期的门阀士族。
在这里要声明一点,门阀士族的权力来源并不是朝廷所赋予的职位,它本身是建立在乡党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其根据建立在各大乡镇之间,简单来说虽无割地自立之名却有诸侯之实。
很多人都说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促成了门阀世家的形成,这种认知多少有一些错误,它存在的意义是在拉拢门阀世家的同时,减少对皇权的威胁。
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破坏了察举制选拔的基础,使得士族的权力来源慢慢脱离了乡党本身,对皇权的破坏时一种减弱的趋势,当然这一种改变持续了几百年才显现出来。
二、九品中正制促进士族身份转变
如上述所言,士族的形成建立在乡党社会的基础上,但他们最初并不是以官僚的形式体现的,直至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才开始跻身仕途一脉,官职世袭、权力世袭。
九品中正制下设立一个“中正官”,这一个官员负责主持乡党社会的选拔,以往乡党之间的选举仅仅是一种民间选举,但中正官主持的选举却带有国家政治的色彩。
换句话来说,选拔出来的人才不再仅仅是个人主体,而变成了国家承认的行政主体,士族便借助这一个渠道拥有了正式的官职,进而向着“政治门阀”进行转变。
九品中正制度本身就带有很深的社会基础,所以他想要实施开来必须要与乡里社会紧密相连,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必须依靠门阀世家来进行对天下的统治。
如此一来士族就垄断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原本的社会身份、民间身份一步步向政治身份蜕变,由最初的个人覆盖到整个家族,士族、门阀的概念正式形成。
所以说门阀士族并不是士族开始出现就存在了,而是当士族的社会身份转变为政治身份时才算开始,而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他们转变的一个工具和渠道,亦或者说在转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然,门阀士族政治身份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了过程,亦或者说是一个特权积累的过程,政治特权和身份特权是门阀士族区别于普通士族最大的两点。
回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门阀士族政治特权的积累,是通过一次次的政治改变而达到的,比如 “计资定品”政策就为门阀士族的子弟提供了大量的便利。
“计资定品”的环境下,门阀士族不仅有着强大的门第观念,通婚限于门阀士族内部,排外性质非常的强,以至于到了最后势力盘根错节,甚至可以威胁到皇权。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名为“五等爵”的政策,封爵与官制合二为一,此时官僚阶级不仅享有各种政治利益,甚至连官品都能够带来相应的权益。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计资定品”下高门阀子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背景获得“清官”的资格,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进入仕途,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寒门子弟即使成为了官吏也因爵位低下不具备政治特权。
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确是维护士族政治特权的政治工具,因为皇权想要正常且高效运行,必须要建立在门阀统治的乡党社会上,这才早就了士族对上品官僚资源的垄断。
九品中正制度和门阀士族的出现使社会流动大为停滞,这一政治体制破坏了正常的民间秩序,但当门阀士族过于重视官爵和名望时,其实也是他们衰亡的开始,毕竟权力来源于皇权便会受制于皇权,相互成就又互为因果。
三、于巅峰中衰败的门阀士族
九品中正制度将乡评与官吏举荐相结合,它与 “乡举里选”一脉相承,但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乡举里选”是乡党推选出德高望重的人辅佐皇帝,而中正制度则是由朝廷派遣的中正官选拔人才,进入朝廷为官治理天下。
前者的权力来源建立在乡党社会的基础上,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约束力,但后者的权力来源却是当朝的皇帝,乍一看并没有什么差距但却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门阀氏族能够在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崛起,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阶级独立性,也就是说有着早期诸侯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甚至可以影响皇权在地方上的实施,这是一种软文化实力的体现。
这一种软文化优势是门阀士族社会身份的体现,也是他们获得政治垄断、政治特权的最大依仗和前提,士族门阀能够形成也是依仗这一文化优势。
九品中正制度下,门第发展确定了不同姓氏之间的高下尊卑,这样一种选举制度使得选举固定于某一个门第之下,士族的文化在特权下开始萌生并发展。
累世公卿制度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也为门阀士族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当时儒家学说虽然相对衰落,但这样一种文化却对士族有着巩固作用,尤其是在新兴政权中有着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九品中正制度所带来的效应,导致门第成为了一种社会主流文化,士族也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文化,使得自己的社会身份向政治身份转变,同时又在社会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影响力。
可惜的是,门阀士族虽然地位、身份高于诸多社会人,但当他们脱离了乡党社会的土壤根基后,忘记了其原来的责任,而乡党社会也开始慢慢疏远他们。
魏晋南北朝后期、隋唐时期门阀士族虽然依旧存在,但因为缺少了发展的土壤渐渐失去了活力和影响力,就像一个没有内在的空壳,衰败是迟早的事情。
隋朝创立科举制度后,寒门子弟和军功阶层逐渐兴起,打破了九品中正制度下门阀士族对官场资源的垄断,新兴阶层的崛起导致门阀士族的生存空间被极具压缩,势力被无限制的削弱,以至于慢慢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简而言之,九品中正制度成就了门阀世家的辉煌,但也剥夺了他们自下而上对皇权的硬实力约束,亦或者说失去了来自乡党社会的根本性支持。
当根基都不存在了,再大的辉煌也仅仅只是过眼云烟,迟早会败落的。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参考文献:《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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