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民向来就有出走海外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海洋文化盛行的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出海谋求生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比如，上古时期，百越之中的于越族，就处于江海之间。他们善于航海，而且水性很好。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古代，他们利用原始的独木舟飘向了琉球、南日本、中南半岛和我国南部的省份。一般认为，他们是我国最早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
又比如，在唐宋时期，我国先民就已经移居十多个国家；到了元朝，我国向海外移居的人数日益增多。不少人到了东南亚等国和日本。他们的外出大都是发展需要，到国外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
而在明清时期，朝廷规定“严交通外藩之禁”，几乎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再加上朝代更迭之际，战乱不断，沿海百姓除了反抗之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当然，也有一部分选择了南下谋求生路。
这就是历史上持续了数百年的下南洋活动。有资料表明，17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的中国人就有5万人左右，可见当时的风气之盛。
沿海百姓的出海，有躲避战乱的成分，也有到海外谋求生计的考虑。整体来看，自发行为居多，但也体现出无奈的味道。如果说这只是生活的无奈，在清朝末年，这种无奈则上升到了另一种高度。
从鸦片战争到清朝末年的这段时间，西方列强渐次打开了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除了占领通商口岸、索取赔款外，这些殖民者还以“契约”的形式对中国的劳力进行剥削。
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以苦力贸易为代表的劳务输出。如《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款就有规定：
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
这就以法律的形式为大清的劳务输出提供了依据。要知道，在此之前，民间虽然有小规模的劳动力输出，但成规模的都是非法的，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掠青壮劳力。乾隆皇帝就曾下令禁止人口买卖。可见，当时朝廷的态度。
不过，鸦片战争改变了一切。清政府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列强说要割地赔款，那就割地赔款，列强说要输出苦力，清政府也不反对。事实上，反对也起不了作用。
列强要这些苦力干嘛呢？肯定是干活了。比如，巴拿马的运河需要开凿，秘鲁的种植园需要经营，美国的矿山需要开凿，这些都要劳动力。
在更早的15世纪，欧洲殖民者推行的黑奴贸易就有掠夺黑奴进行农业生产的考虑。而在19世纪，列强又换个形式，继续推行苦力贸易。
只不过，这次贸易有了契约的包装。华工在离岸之前或者到岸以后被迫签订契约，成为所谓的“契约华工”。契约条件苛刻，一旦签约如同卖身，完全丧失人身自由，遭遇如同牲口。正因为这样，这些华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猪仔”。
时间定格在1847年6月。当时，两艘英国轮船从厦门港起航，抵达古巴哈瓦那，船上则载有570多名华工。他们到美洲后被投入了繁重的种植园经济中。这标志着苦力贸易和契约华工海外流散的正式开端。
英国之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悬挂着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国旗的各色船只，将大量的契约华工贩运到澳大利亚、巴西、古巴、夏威夷、秘鲁等国家和地区。这一数字在75万以上。
契约华身系两端，一端是孱弱的清政府，一端是傲慢跋扈的列强。他们夹在中间，自身命运能会好到哪去？
以古巴为例。晚清时期，古巴成为华工出洋的重要目的地。由于人口集中，劳动条件恶劣，大量的华工死在了古巴。有资料统计，古巴苦力的劳动寿命平均只有5年，死亡率更是高达75%。
契约华工和苦力贸易是殖民暴力和帝国权力的延续，也是隐藏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惨痛记忆。这种记忆，至今回想，仍然让人不安和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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