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作为朝鲜半岛上的封建王朝，深受中国明朝的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政治上的影响，还包括日常文化制度和典章，车舆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车舆制度作为作为封建王朝君主和贵族生活的一部分，主要体现了封建生活的等级制度和政治身份差异，将等级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车舆制度不仅代表了上述这些，还代表了君主的威严，贵族对君主的臣服，因为君主和贵族各有一套关于车舆制度的规定，贵族不可僭越，君主也不可忘却。
朝鲜王朝的车舆制度就像其科举制度一样，都是借鉴高丽王朝和中国明朝车舆制度的产物，例如借鉴了高丽王朝的《古今祥定礼》、明朝的《洪武礼制》以及《大明集礼》等书，最终于1474 年创造出了属于朝鲜王朝的《国朝五礼仪》。
《国朝五礼仪》借鉴了中国古代的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部分，并在各个部分对相关的车舆制度规定，从朝鲜国王亲征时的的仪仗车舆规格，到日常宫殿内行动时的仪仗车驾规格，各有不同，都彰显了朝鲜王朝君主作为当地统治者的威望和威严。
车舆制度的出现不仅因为交通需要，更多是因为政治需要，君主建国，诸如刘邦等人，都必然要求臣下为其制定一套人人都要服从的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要包含万千，并能有更改的空间。
小到饮食、出行的规定，大到万国朝拜、国家交往的规定，礼仪制度规定了国家君臣的行为，也将身份政治利用礼仪制度固定下来，所以礼仪制度彰显的是权威和等级，这背后隐藏的则是政治需求，无论是宗主国还是藩属国，都会有这样一套礼仪制度。
首先要探讨的是车的出现，然后才可以探讨车如何与政治有了联系，或做了政治的工具。
根据毛新华和董祖权的文章《礼仪的传承——中国古代车舆与现代汽车之比较》可以知道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车诞生于何地，“世界上最早的车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公元前4600年前的苏美尔王朝的乌尔王陵出土的旗杆上，有一幅四匹马拉的四轮战车图……这就是距今6000余年的最原始的车。”这辆战车实际上就是政治需求的产物，它为君主而战。
提及车与政治的关系，不得不提及中国古代的车舆制度，中国古代的车舆制度形成的主要依据是乘车者的身份和政治地位高低。根据《周礼》记载，最高等级的车称为路，“王之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这五种路都是君主在不同场合所要乘的车的规格，例如祭祀场合、接待外国来使的场合等等。从《周礼》的规定中，就可以看出车驾与政治的关系，其表现形式就是乘车者的身份。
与车有关的则是封建社会的轿辇，轿辇也是用于出行的工具，但同样包含了身份等级。轿辇的乘坐也有相关规定，身份地位低的人是无法享有这样的资格的，但封建君主能因某人的功绩而对其进行特殊的奖赏，允许其乘坐轿辇。轿辇上的装饰也大为不同，地位低者的轿辇，装饰较为简朴，而地位高者的轿辇，装饰较为奢华，但仍要以车辇制度的规定为基础。
车驾制度是微观生活中的政治，与我们所言的国家间政治大为不同，前者主要强调了国内政治，后者主要强调了国际政治。不仅古代社会的车驾与政治有莫大的关系，现代社会的车与政治也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元首乘车就与政治有关系，接待外国领袖、阅兵场合、出访外国等场合都与车的规格有关系，体现的是礼仪和政治权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车驾规格是存在继承关系的，而且古今中外都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周礼·春官·巾车》曰：“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
1.朝鲜王朝的仪仗规格
朝鲜王朝的仪仗队和出行车驾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关系，仪仗规格必须与车驾规格相匹配，否则不仅无法彰显君主的威严和身份政治，反而会贻笑大方。朝鲜王朝的《国朝五礼仪》对仪仗规格进行了规定，有大驾卤簿、法驾卤簿和小驾卤簿三种类型，其中卤簿是指君主出行时所用的仪仗次序，这些都要被专门的官员记录在册，所以称为卤簿。卤簿的分类主要有三种，每种卤簿的组成队列基本相同，但组成的人员和人数不同。
大驾卤簿是三种类型中规格最高的仪仗，出行时，引导队走在最前端，引导队的组成人员主要是一些高级官员，例如当部主簿、汉城府判尹、大司宪、兵曹判书、义禁府堂下官等人，引导队的作用就如同其名字一样，起着引导队列的作用。
同时还负责清扫道路、驱散过路人群等作用。如果说引导队由于是由高级官员组成而展现为礼仪性作用的话，那么位于引导队之后的前卫队则起着至关重要的安全护卫作用。
前卫队主要由保护君主的士兵组成，以射击队为主，机动性强，必须准备随时应对各种突发场合，还要观察和注意任何潜在的危险。大驾卤簿的前卫队据记载，大概有三千多人，可见其规模之大。
前卫队之后的仪仗队列是中卫队，中卫队由仪仗物品和骑兵队组成，这也决定了中卫队的两种职能，即保护君主和运输仪仗物品，但以后一种只能为主，因为保护君主的职责主要由前卫队和后卫队来担任。
中卫队的后面还会有文武百官的位置，大驾卤簿中的文武百官数量最多，从兵曹的堂上官到著书史官一应俱全。位于居住出行仪仗队最后的是后卫队，后卫队与前卫队遥相呼应，主要负责君主的安全，注意周边的环境，以及一些潜在的危险，后卫队中也有射队及其他类型的士兵，所以前卫队和后卫队的责任非常大，但凡一点点错误就会招致大祸。
大驾卤簿作为朝鲜国王出行时最高规格的仪仗队，它的内容包含了法驾卤簿和小驾卤簿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法驾卤簿和小驾卤簿的引导队、前卫队、中卫队和后卫队在规模上不能与大驾卤簿相比，所应用的场合也没有大驾卤簿所应用的场合更正式。
2.朝鲜王朝的车驾规格
朝鲜王朝的《国朝五礼仪》对朝鲜国王出行所用的车驾规格进行了规定，主要有大辇、小辇、小舆三种类型。大辇是朝鲜国王出行时所用的大轿子，是三种类型中规模最大的车驾，大辇的车驾样式由方形的轿身和圆形的轿顶组成，再加上若干根长杆，这些长杆既有装饰作用，也有固定轿子的作用。
大辇的装饰比较复杂，包括云龙图案、云凤图案、葫芦图案、花鸟图案等，这些图案大部分都有着吉祥如意等好的象征意义。
小辇的规格小于大辇，小舆的规格又小于小辇，例如小辇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轿顶。大辇、小辇和小舆在大型场合中，一般是组合出现，于是又有了三车并用称为大驾的规定，小辇和小舆组合称为小驾或法驾，不同车驾的名称主要根据场合。
三车并用和两车并用都是为了彰显朝鲜国王的威严，所以朝鲜国王乘坐的车被称为正驾，在正驾的旁边还有主驾，属驾从其名称中就可以看出其用途，主要是侍从的车，起到保卫朝鲜君主的作用。
朝鲜国王的车驾与其仪仗队列一样，都充斥着政治色彩和身份等级，或者说车驾规格和仪仗规格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君主统治万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朝鲜王朝还规定了迎接宗主国明朝的车驾规模，这也是朝鲜王朝与中国明朝车舆制度的不同。
朝鲜国王像高丽王朝和中国明朝那样建立车舆制度，与汉朝刘邦萧何似有共同的想法，刘邦在叔孙通为其制定礼仪后，感慨自己今日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而萧何则直言“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朝鲜国王的车舆制度在建立后，就得到了应用，国王和臣民都遵行车舆制度，凡是违反者必会遭到重罚，车舆制度同时结合了国王在出行过程中的安全需要，这是安全和威严两种效用。
有些学者认为朝鲜王朝创建和改革自己的车舆制度体现了佛教和儒教的冲突，因为高丽王朝的制度中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朝鲜王朝继承却未完全继承朝鲜王朝的制度，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革，改革所加入的内容带有明显的儒教色彩，所以在车舆制度的背后，实际展现了佛教和儒教在文化层面的斗争。
中国儒教和佛教的斗争也一直存在，但主流部分在魏晋时期已经基本实现了合流，共同在政治上为封建君主效力。
参考文献
《明会典》
徐一变、梁寅等：《大明集礼》
毛新华、董祖权：《礼仪的传承——中国古代车舆与现代汽车之比较》
张耀征等：《车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刘永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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