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长征的朋友都知道，长征一开始的目的地并不是陕北，而是湘西。从湘西到陕北，目的地的变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根据可查的史料统计，在中央红军的整个长征途中，先后确定过9个目的地（落脚地）。而且，这9个目的地都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不包括毛主席在湘江战役前，以个人名义建议的井冈山和湘中这两个目的地。了解了这9个目的地在哪里，是如何产生的，其实整条长征的线路也差不多能画出来了。“9个”听上去很多，但有一半是对原目的地“微调”而产生的，所以就“大目的地”而言，除了湘西和陕北，还有黔北、川西北和甘南这三处。
好了，本周就通过“画一张长征线路图”的方式，来解读长征途中的这9个目的地。
这个选择从表面上来看，似乎问题不大，因为从距离、根据地规模、军事力量等因素来考量，湘西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太简单了，简单到不久就被蒋介石看穿。这种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不错”就变成了“有错”。我们以“探路”的红六军团为参照，他们与湘西贺龙部会师的地方叫木黄，属于贵州铜仁，然后开会师大会的地方叫南腰界，属于重庆酉阳。这样一看就很明白了，湘西指的是湘、川、黔三省交界的那一块地方。红军的根据地往往建立在两省或多省的交界处，其中的原因，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解读得很清楚：
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同样，中央苏区也处于两省交界：江西和福建，并跨越到了广东省的东北部。
从瑞金到湘西的直线距离不到800公里，但肯定不能走直线，得沿着省界，也就是白色政权割据的结合部走，如下图：
当然，长征的线路并不完全重合于省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靠近省界。
我们都知道，长征开始后红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前三道，其实都“架”在省界上。第一道在江西赣州的信丰一带，即赣粤边界；第二道在湖南郴州的汝城一带，即湘粤赣边界；第三道在湖南郴州的宜章一带，即湘粤边界。最后一道是湘江封锁线，在广西境内，但防线北端的全州在湘桂边界。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来到了位于湖南省西南角的通道县。至此，我们就可以画出长征出发后的第一条概念性曲线了。
此时红军的目的地还没有变，离湘西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离开通道后，红军向西跨越了省界，来到贵州境内的黎平。
12月18日黎平会议，政治局做出了“转兵”的决定，这个决议全称为：《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1935年1月1日，红军继续西进至乌江边的猴场并在这里开会，形成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提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面前最中心的任务。”由此可知，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分两步走，先黔北，后川南。黎平的位置，在通道以西，贵州境内，而猴场在黎平西北的乌江边。关于中央红军的“转兵”，杜衡记在之前的文章中总结过：“转兵”是个整体，通道会议提出“转兵”，黎平会议决定“转兵”，猴场会议实现“转兵”。
红六军团也曾到达猴场一带，所以，“转兵”后两条线路的“分叉”从这里开始。中央红军于1月1日强渡乌江，6日全部完成渡江，7日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一是因为毛主席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并不完备，二是因为四周的敌情仍很紧张。会上，两位四川人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从遵义北上渡过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1月19日，红军离开了遵义。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渡江的作战计划》，明确了红军的目的地是川西北：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而“川西北”这个概念和现在略有不同，现在四川省的西部，当时是刘文辉控制的西康，所以，当年四川最西北角是阿坝地区。由图可知，如果张国焘不放弃川陕根据地的话，川西北和川陕边可成掎角之势。
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我们取松坎、土城、江安三个点，就可以画出北上入川的大致线路了。
但土城战役失利，于是红军一渡赤水，继续西进至云南扎西一带。这里是滇东北突出的一“角”，同时接壤四川和贵州。
这个时候，“川西北”这个目的地还没有变，因为在《渡江的作战计划》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今宜宾）上游渡江。
2月5日至9日的扎西会议，做出了暂缓北渡长江的决定，然后根据毛主席的建议，红军回师黔北，并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
渡河前，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其中有这样一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这就是第四个目的地“川滇黔边”，此时红军其实已经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所以严格来说不能算“目的地”，称为“就地落脚”更合适。从“湘西”，到“川黔边”，再到“川滇黔边”，其实都是围绕着“黔北”做文章，只不过越来越靠西了。2月28日，红军二占遵义，并且在遵义以南取得大捷，歼灭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这段时间，红军的目的地其实是非单一性的，“往川西”或“留黔北”的可能性都有。
只有打掉周浑元这支强敌，才能用大胜站稳脚跟，立足黔北的可能性就出来了。试想，如果红军能连续挫败中央军吴奇伟和周浑元二部，那其他地方军阀也就不足为惧了，因为他们必然会为了自保而消极怠战。
鲁班场之战失利后，红军三渡赤水，虚晃一枪后紧接着四渡赤水。
毛主席在四渡前首次说出了那句话：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这说明，西进云南，然后北上入川的计划已经在主席心中形成了。我们在地图上标一下后来懋功会师的位置，便是在川西。比较近的线路是在乌江以北直接西行，也就是红九军团走的线路，但当时西线有重兵设防，所以毛主席决定“三步走”：先南下，再西进，后北上。许多有关长征的书籍中都记录了这样一幕：在二渡乌江前，下着大雨，毛主席来到了红一军团红二师，向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询问了部队的情况，然后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巨大的弧线。长征中的精彩故事，有一小半都发生在这条大弧线上：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最后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条大弧线很“平滑”，但不代表走得容易，红军在此期间几乎是不间断地行军，消耗非常大。6月28日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了红军会师后的下一个目的地：川陕甘。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大背景就是“北上抗日”。因为1935年5月，日本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调集大批日军入关，直接威胁了中国华北的安全，虽然两河口会议形成了北上“川陕甘”的决议，但张国焘认为难度太大，他的建议是西进青海，或者南下川康。
因为张国焘的拖延，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近两个月。于是政治局于8月20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对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做了补充，并把目的地调整为：陕甘。在目前的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岷山在川、甘交界，从这里向东发展，便是甘南和陕南。不论是“川陕甘”还是“陕甘”，根据地的依托都是“甘南”。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革军委随后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但在张国焘的坚持下，该作战计划将红军分成了左、右两路军。离开毛儿盖后，右路军北上穿过了松潘草地，而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却西进至阿坝一带。
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主席与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后，决定率中央及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2日，北上部队抵达俄界，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战略行动方针的报告》，因为以现有兵力已无法完成夏洮战役，所以主席提出改变“川陕甘计划”。那新的目的地在哪里呢？毛主席提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毛主席做好了到苏联边界打游击的准备：“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俄界会议后，毛主席和红军继续北上，于9月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达到哈达铺，27日达到榜罗镇。
从哈达铺到榜罗镇，中央根据从报纸上获得的信息，确定了长征的第9个目的地，也就是最终目的地：陕甘宁，即“落脚陕北”。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落脚陕北”并非完全由“报纸上获得信息”这一偶然事件促成的。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陕北、甘东北是我们必经之地。
由此可以推测，即便没有“报纸”，中央也极有可能与陕北红军相遇。
中央也并非对红26军（陕北红军）和完成“小长征”的红25军全然不知，在毛儿盖会议的《补充决定》中，提出过与这两支部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的问题。只不过，当时中央对陕北红军的位置、规模，以及根据地的具体情况等都不了解。“落脚陕北”有其必然性，而“报纸信息”这个偶然因素，把必然性最终变成了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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