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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本是自然流转，谁都避免不了，但吕台死在这个时间实在有点尴尬。
上一年里，吕后好一番精心运作，这才把吕台从郦侯升级为吕王，这样一来，吕家健在的男丁终于有人破例封王了。只要吕台站稳脚跟，守住阵脚，吕后就不难步步为营，继续扩充自家人政治版图，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吕台就这么匆匆死了。
前文讲过，早在刘邦分封诸王的时候，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刘家人丁单薄，好容易生出一批儿子，年纪又还太小。如今吕后当政，同样的难题以另一种形式浮现了：刘邦和不同美女生下的那些儿子逐渐长大成人，但吕家人里边，既有岁数又有资历的却并不多，死一个就少一个。幸而爵位可以世袭，吕台的王爵就由王太子吕嘉来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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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刘邦时代其实已经做过，但只排序出18个人，如今吕后要把这件事做完整，相当于向功臣集团表态：别看两代皇帝都死了，新皇帝是个小孩子，但你们的功劳是永远不会被抹煞的，你们和你们子子孙孙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都不会受到任何侵犯。言下之意是：谁都不要疑神疑鬼，更不要做非分之想，只要刘家江山坐得稳，就会充分保障各位的政治红利，你好我好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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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置县，这种县被称为道，所以“羌道、武都道”顾名思义，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汉书》记载了灾情的严重性，说武都山崩，死亡760人，地震从正月持续到八月。
看来是地震引发了山崩，而山崩这种事在天人感应的观念里是亡国之兆。这种说法即便纯属无稽之谈，但只要人们这样相信，它就会对世道人心产生真实的影响，给主少国疑的刘氏江山蒙上了一层阴霾。
如果我们只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发生山崩的武都道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研究者们说法不一，我这里取陕西略阳说。对羌道的认识就比较统一了，它在今天甘肃宕（tàn）昌、舟曲之间，当地秦汉故城遗址已经被发掘出来了。周宏伟先生做过很详尽的考证，认为这场大地震在当时造成的灾害，不仅仅是惊人的人员死伤，还阻断了今天嘉陵江上游与汉江之间原本畅通无阻的水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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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封楚元王刘交之子刘郢（yǐng）客为上邳侯。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刘交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兄弟，当初刘邦削去韩信的王爵，将韩信楚国一分为二，以淮东53县立同族兄长刘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36县立刘交为楚王。刘交的嫡长子自然就是楚王的合法继承人，刘郢客虽然并不是嫡长子，但汉朝对诸侯王嫡长子之外的王子并不亏待，会选定某些人封侯爵，赐食邑，只不过食邑并不另外划拨，而是在本王国的国内选定一块地方。
先例是从惠帝时代开启的，沿袭至此。这或许可以看做吕后一方面为了邀买人心，一方面为了拆解诸侯国的实力而做出的努力。刘郢客受封上邳侯，作为食邑的上邳县就是隶属于楚国薛郡的一座县城。
同样模式，又封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刘章受封的时间，《史记》不同篇章有不同记载，司马光对这类问题的取舍标准大约有两个：一是以年表为准，二是少数服从多数，采取多数派史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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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郢客和刘章虽然受封侯爵，享有食邑，但本人都要留在长安。两个孩子一文一武：刘郢客读书求学，刘章进皇宫当卫士。
刘郢客的人生轨迹深受父亲的影响，《汉书》记载，父亲刘交是刘邦四兄弟当中唯一一个读书人，早年和鲁穆生、白生、申公一道在浮丘伯门下学习诗学。
当时所谓诗学，和文学艺术无关，指的是以《诗经》为载体的政治哲学。浮丘伯是荀子门人，所以刘交算是荀子的再传弟子。秦朝焚书令一来，学业被迫中断，老师、同学各奔东西。等到刘交受封楚王之后，把3位同学通通请来当官，又听说老师浮丘伯正在长安讲课，就拜托申公带着刘郢客求学去了。
刘郢客虽然是新生，但爵位已经是上邳侯了，还被封了一个宗正的官，执掌皇家内务。申公陪读，正好可以把中断的学业续上。这样一来，刘交和刘郢客父子两人师出同门，变成了同学关系。
再看刘章，他是个孔武有力、胆大包天的角色，正是武职的上好人选。吕后不但安排他入宫侍卫，往皇帝亲信的方向培养，还把侄儿吕禄的女儿嫁给了他。吕家的新生代，原本有吕台、吕产、吕禄三大骨干，吕台不幸在年初过世，吕产、吕禄的重要性自然就更高了。吕后安排刘章和吕禄女儿的这桩婚事，显然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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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上一年才被封为恒山王的刘不疑去世。
刘不疑不管是“所谓的”惠帝之子还是“真正的”惠帝之子，当时应该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古代，即便身在皇家，孩子的夭折也并不令人意外。
政府工作还在继续，这一时期在搞货币改革，推行一种叫作八铢钱的钱币。司马光并没有察觉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所以仅仅给了4个字的篇幅：“行八铢钱”，接下来就转而交代恒山王的继任问题了：吕后将惠帝的另一个皇子襄城侯刘山封为恒山王，改名刘义。
司马光搞错了时间次序，以上两件事情应该颠倒过来才对。
至此，《资治通鉴》高皇后二年的大事件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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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先不忙往下看，因为我们既然站在了比司马光更高的平台上，就有必要重视一下被《资治通鉴》过于轻描淡写的“行八铢钱”这件事。
这里的钱，指的是铜钱。
铢，是重量单位，秦制一两合二十四铢。
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推行半两钱，后来“秦王扫六合”，废除六国货币，半两钱一支独大。半两钱圆形方孔，方孔右边写着“半”，左边写着“两”。从铸造标准上说，铜钱的面值和重量应该统一，说是半两钱，一枚铜钱就该有半两重。如果用“铢”作为重量单位的话，那么一两合二十四铢，半两钱的标准重量就是十二铢。
秦政府力图垄断货币铸造权，至少也很想规范一下铜钱的铸造标准，但麻烦的是，铸钱并不是多难的事，老百姓捏一个泥模子就操作得来，另一方面，各个时期、各个渠道铸造的半两钱混杂着在市面上流通，不但有轻有重，成色也有好有坏。大趋势就是铜钱的品质越来越差，重量越来越轻，唯一不变的就只有面值了。
汉承秦制，继续使用半两钱，但《汉书》有一条记载，说汉朝初兴，刘邦的当政时期，考虑到秦朝铜钱太重了，使用不便，于是放任民间自行铸造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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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荚钱，顾名思义，像榆荚一样又轻又薄。
有文献提到了荚钱的重量，竟然只有三铢。
也就是说，钱币面值虽然还是半两，但重量竟然减轻了四分之三，通货膨胀似乎在所难免了。
当时的物价上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连年战乱带来的生产停滞，物资匮乏所造成的。但麻烦的是，政府财政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货币来计量的，货币税收的比重远高于实物田租。货币一乱套，政府怎么收支，官员怎么领饷，权力和地位不对等的交易双方，会不会发生按照面值强买强卖的事情......凡此种种，自然会有数不尽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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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先生考订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提出在惠帝时期一度禁止民间私铸货币，高皇后二年重申禁令，由政府颁行八铢钱，钱币面值还是半两。
秦朝末期，秦半两钱实际已经减重到八铢，吕后颁行八铢钱，“就是企图恢复到秦末'半两钱’重八铢的状况，从而挽救'荚钱’大量贬值的趋势。但是，八铢钱和荚钱轻重不等，政府发行的八铢钱反而被盗铸者熔化，改铸成三铢重的荚钱。所以到高后六年（前182年）不得不行'五分钱’，实际上恢复了荚钱的使用。”
就这样，劣币和良币同台竞技，劣币又一次驱逐了良币。不过，吕后“行八铢钱”是不是真的由政府垄断铸币权，以当时的政治情形来看，政府即便有心，毕竟无力，所以“行八铢钱”也有可能指的是推行八铢钱的铸造规范。不论官铸还是私铸，只要都按这个规范铸钱就行。私铸大可以尽力而为，政府乐得省心。
当然，即便只是制定行业规范，当时的汉政府也不具备把规范贯彻到底的执行力，所以卓有成效的币制改革还要等将来由汉文帝推进，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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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后二年的历史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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