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政治乱局，反映在地方行政上，就是秦汉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州郡县三级管理体系，最终混乱不堪难以维系。
南北朝末期,南北两边地方政区规模合计大约是220州,999郡。和两百年前的西晋相比,州膨胀了11倍,郡膨胀了10倍。州郡数目的激增，当然不是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由战事、政权林立以及军阀割据等原因所导致。有些地方一个州只管辖一个郡，有些郡下面竟然并不辖县，甚至还会出现两个州同管一个郡的极端情况。传统的三级制已经失去了行政管理的实际意义。
南北朝晚期形势图
隋代再次一统天下,数百年混乱不堪的地方行政制度已然不能适应新的统一政权。隋文帝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地方行政进行了大手笔的调整重组。开皇十三年(593年)下令“罢天下诸郡”,就是整体性取消州-郡-县三级制中的郡一级,直接以州来统辖县,实质上就是又回到了秦汉早期的郡(州)县二级制。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继续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把“州”改回古称“郡”,合并之后全国仅存190郡,1255县,平均每郡统辖六七个县。经过隋代的大规模调整，政区模式正式回归了秦代的郡县二级制。
唐代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继续了隋代的政区调整工作,到贞观十三年地方政区数目为358州（炀帝时期的郡在唐初名称改回州）,1551县。隋唐和秦汉相比,疆域比秦汉大,统治比秦汉深入,州郡的数量，无论如何压缩也不可能再回到秦汉三十几或者百余郡的规模了。
隋代疆域图
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二级制的弊端开始再次浮现。地方政区“州”的长官“州刺史”,一人管理六七个县都显得工作量比较大,更何况要中央政府特别是天子,直接管理天下三百多个州。
据记载唐太宗把三百多个州刺史的名字,都写在屏风上，每天早晨都要把他们的名字看一遍,以便经常检查他们的政绩,以决定奖惩升降,当时就有大臣说,汉代得一个好的二千石(郡太守)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如今得去找三百多个州刺史,工作量实在太大。
这种情况下，地方管理机构设置不得不又重新回到汉代州郡县三级制的轨道上来。或许尽管可能会导致各种弊端，但三级制还是疆域广袤的大一统帝国最合适的政区模式。
贞观年间，先是在三百余郡之上设置了十个“道”。“道”起初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因为它没有设官分职,中央只是不定时地派遣一些“巡视组”分道去监察各地的地方行政情况,这些“巡视组”在完成工作了以后就返回中央汇报,并不留居当地,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其临时性质十分明显。这也显示出中央对是否在州之上再设一级政区仍在犹豫。
唐玄宗开元年间，将“贞观十道”再调整为“十五道”，每道设置正式的采访处置使一职,有固定的治所,形成了正式的监察区，之后道开始转变为正式的地方高层行政区。唐代的“道”这种行政区名称，至今在东亚一些国家仍有保存，比如朝鲜的咸镜北道、黄海南道,韩国的江原道、京畿道,日本的北海道等。
开元十五道
开元十五道的划分也影响了此后宋代各路的划分，往往被统称作“唐宋道、路制”，如今一些省级政区的名称也直接来自唐代各道的名称。
开元十五道分布：
京畿道，治所在京师长安城内，管辖长安周边地区；
关内道，治所同在长安城内，管辖潼关以西、秦岭以北,包括河套地区；
都畿道，治所在东都洛阳城内，管辖东都洛阳附近地区；
河南道，治所在汴州（今开封市），管辖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
河东道，治所在蒲州（今陕西永济县），管辖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
河北道，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管辖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
陇右道，治所在鄯州（今青海乐都县），管辖陇山以西、远及今新疆地区；
山南东道，治所在梁州（今陕西汉中市），管辖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山南西道，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市），管辖汉水流域的江汉地区；
剑南道，治所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市），管辖剑阁以南成都平原地区；
淮南道，治所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市），管辖江淮地区；
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今江苏苏州市），管辖今江苏南部和闽浙两省；
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管辖今江西、湖南省大部及湖北省部分地区；
黔中道，治所在黔州（今四川彭水县），管辖今贵州大部、川、湘、鄂、桂各一小部；
岭南道，治所在广州（今广东广州市），管辖南岭以南地区及海南岛。
唐初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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