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古代学者有两大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曰对形而上问题缺乏兴趣；二曰对大自然缺乏兴趣。这或许是拥挤农耕社会决定的：生活太艰难，人际关系太复杂，战乱太多，没有闲遐像古希腊学者那样，去从容凝视星空，思索万物起源、浮力和比重的关系那些太不现实、太无世俗价值的问题。
因此，诸子百家的主张虽然千差万别，有一点是共同的：兴趣都集中在人事上。就连他们中的所谓“哲学家”，研究的也是人生哲学而非自然哲学。老子其实是帝王师，专门教人以阴柔老猾之道去“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因此深得权谋大师们的赞赏。哪怕超脱如庄子，无非也就是教你如何自欺，在幻觉中逃避那个血腥世界而已。
孔 子
儒家就更不必说了，孔孟荀的深度完全不一样，但三人毕生钻研的也就是人际关系。他们的学问就那么一条：如何去调整人际关系，建立起和谐社会来。可惜正如我在《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中指出的，儒家研究的就是人际关系，但圣贤们对人性的认识却贫乏到了惊人的地步。
孔孟都是浪漫主义者，终生没有摸到人性的边。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口号，却根本不去想想它的前提是什么，除了说过句把“性相近，习相远”，从未具体探讨过人性，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国方略。战国儒家学者在《礼记。大学》中总结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式，从理性角度来看一钱不值。它指望从天子到庶民去自觉主动“修身”，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修练达到道德完美境界，进而实现天下太平。世上再没比这种一厢情愿的春梦智力含量更低的“理论”了。
孟子天性非常善良，充满了对人民大慈大悲的人道关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价值观念，至今仍未完全失去指导意义，但那和耶稣的教导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其价值是道德上而不是思辩上的，反映的是高尚的心灵而非出众的头脑。
孟 子
和孔子不同，孟子提出了具体但缺乏现实可行基础的政纲，并开始了对人性的探索，可惜有限的思维能力使得他陷入了“性善”的简单思维误区。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么一个简单现象中，他便推导出了“人性善”这个严重的一般性结论，却忘记了欲望的诱惑力要远远超过朴素的一闪念。就算没有诱惑存在，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听到孩子落井时惨声长呼，都会跳下井去救人。在很多情况下，朴素的恻隐之心比起自私本能来是太苍白无力了。
这错误从智力思辩的角度来看实在不可原谅。如果孟子思虑再周密一点，或许就会避开那个陷阱。他著名的教导之一是“君子远庖厨”：君子不忍看到屠宰牛羊的惨状，所以最好远离庖厨。这个例子其实最生动地表明了恻隐之心的有限：就连他那亚圣本人也没有因恻隐之心而变成素食主义者。同理，君王当然可能有恻隐之心，可惜人民在他们眼中往往是被屠宰的牛羊。欲求心安理得，所需要作的就是在深宫里躲开人世的庖厨罢了。更何况人性是复杂多面的，古罗马暴君尼禄看悲剧时可以被感动得声泪俱下，但杀起人来照样毫不手软。
可惜孟子没有悟出这一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君王以恻隐之心来施恻隐之政上。甚至据此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虽然自相矛盾地首倡思想改造，却忽略了最关键的问题：克制欲望本身是痛苦的事，这点就连他自己都间接承认了。因此，指望毫无制约的君王去主动自觉地从事思想改造，变成尧舜，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的“君君”主张便永远无法被君王接受，永远只能是一种愤怒绝望的控诉与斥责。
荀子则和孔孟完全不一样，是敢于“冷眼向洋看世界”，敢于直面现实、承认现实、分析现实并找出对策的客观、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但科学地发现了人类的自私天性，发现了人的生物学和社会性之间的冲突，发现了礼义的起源、实质和社会功能，更发现了社会性对生物性的制约，从而首倡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去改造人性，调节人事关系，缓解社会冲突，建立统一的和谐社会。这些施政纲领因为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成了此后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社会实践。
荀 子
但他也犯了几个重大思维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看到人类生物性的积极一面，只看到了自私本能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危害性，却没有看到它正是驱动人类创造财富的原动力。
真要除去了人类的自私基因，则不但社会立刻就要停止发展，人类也会停止生存。换言之，他过分强调了社会和谐与统一，却忽略了社会的发展；过分害怕纷争，却看不到健康的竞争能推动社会进步。因为时代限制，他当然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竞争不但没有颠覆社会秩序，反而极大促进了生产发展。但他毕竟应该看到，正是国家分裂使得百家争鸣才有了出现的可能，而正是诸子之间的剧烈竞争，才使得学者们的思辩能力呈现了从孔子到他本人的明显飞跃。
话说回来，孔、孟、荀如此执着强烈地反对内争，强调社会秩序，把建立和谐统一社会当成他们的共同理想，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任何一个生在那种战乱频仍的乱世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恐怕都会发明出类似的学说来，把安定团结当成了最高社会理想。
今天的读者应该能看见荀子没能看到之处。正如赫胥黎在《天演论》中所说的，人的“自我扩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自我约束”则保证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也就是两者达到合理平衡的社会。
这就是儒家学说给后世造成的最大灾难。因为只强调社会成员的自我约束，禁止自我扩张；强调和谐，禁止竞争；强调统一，禁止异端，它的确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空前稳定、动辄维持几百年的皇朝，可惜这稳定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乃是一种没有生机的静态稳定社会。或许，没有孔孟荀的发明，中国社会也不会被成功地冻结了两千年。
直到如今，咱们也没把这“自我扩张”与“自我约束”的关系理顺。过去继承儒家传统，强调自我约束到了空前地步，最轻微的自我扩张行为都被当成严重罪行加以无情整肃，导致民穷财尽。而现在的社会成员们则完全丧失了自我约束，变成了惟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
荀子的第二个思维错误，是他和孟子一样，认为人性无穷可塑，都相信有所谓“至善”的理想境界。
他把这点说得最清楚明白不过：
—— “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
他认为，思想改造也就是美德的有限积累过程，当世上所有的美德都积累到某个人身上，再没什么美德可以吸收了，到达了所谓“全尽”境界，那人也就成了圣人。换言之，他不但认为人如同陶土一样，你爱怎么捏弄都行，而且认为人的“化性起伪”可以到达“无性全伪”的状态，也就是生物性被社会性全部取代，不留孑遗。
今天的读者除了少数“理论家”之外，恐怕没谁还会相信“至善”的鬼话。如今连中学生都知道，自私的天性可以适当调节抑制，但不可能完全消除，重要的不是梦想根除它，而是将其引上健康的渠道。
这当然不是荀子一个人的错，而是从孔老二开始的整个儒家的共同错误。到了程朱那些肉麻疯子，便竟然喊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丧心病狂口号来。违背人性到了这个地步，当然要根据“物极必反”的原理“走向反面”，造出明朝那种伪善之邦来。文革更是全面继承了这套，居然“一闪念”都要狠斗，于是便把全民改造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
不过话说回来，不能因为这些失败教训，就彻底否认人性的可塑。荀子发现的人类社会性可以培养到压倒生物性的地步仍然含有部分真理。正如赫胥黎在《天演论》中指出的，因为伦理影响，人类在血亲之间彻底丧失了性欲，这和动物完全是两回事，雄辩地证明了长期改造确实可以让社会性压倒生物性。问题还是在于认识到人性可塑的限度，并把握住“自我扩张”与“自我约束”之间的平衡。
荀子犯的第三个错误，乃是他没有看到自己设计的合理社会建立在一个无从保证的前提上。
要建立并维持他设想的等级分明然而井然有序的专制社会，前提是社会必须处于明君的管理之下，这才能去对臣民进行思想改造。因此，要让他的整套政治设计工作，前提是君王首先被成功地改造过来，这才能上行下效。这一点做不到，则一切都要落空。他本人早就看到了这点，在《君道》中强调指出：
——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
世上没有天生无法治理的国家，是乱还是治，不取决于法律而取决于君王。羿亡国是他本人造成的，不是他的法是亡国之法；大禹的善法至今犹存，但夏朝早就灭亡了。因此，传统社会的性质由君王本人的品德决定，只可能是人治社会。这是因为：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
国家之兴亡，取决于君王，君王如同身形，百姓不过是他的影子，身形决定了影子是否端正。君王如同容器，百姓是他容纳的水，容器决定了水的形状。君王是源泉，百姓不过是他的水流，源泉决定了水流的清浊。是官员的贪污腐败造成了全社会腐败。我官员不能爱民，不能利民，就休想指望人民去热爱它。人民不亲不爱，还指望人民为己所用，为己而死，就完全是做梦。
因此，荀子早就看出来了，在专制社会中，君王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君贤则国治，君昏则国亡，党廉则国治，党乱则国亡。所以，首先需要思想改造的就是君王，这才是重中之重。君君，只有君君，才是决定治乱的根本大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根本是胡话，除非那“匹夫”指的是皇帝老儿。
但思想改造成功的前提是靠外力强行操作，而荀子也完全知道人类的社会性是人为建立而非天生的，特地引入了“伪”（即“人为”）这个概念来描述它。他还根据社会性的人为特点，设计了极端高明的“洗脑与镇压相结合”的思想改造方案，包括由“先王”或“圣人”制定礼义，由政府强制施行，利用各种群体心理效应加强洗脑效率，并使用刑罚来加以吓阻。前面是胡萝卜引诱，后面是鞭子驱策，又拉又推，才能“化民成俗”，建立起统一的新风俗、新习惯来。
问题是，谁去对君王施加这一套呢？“化民成俗”不难，“化君成俗”就是与虎谋皮了。荀子自己就说：“君者，国之隆也。”乃是一国至尊，居于荣华富贵的极限状态。套他的圣人定义，乃是“积福而全尽，谓之君主”。无人可以加之荣耀与财富，故无物可以引诱之；无人可以将之降级惩罚，遑论抄家杀头，故无物可以震慑之。于是君王的思想改造便完全成了他个人主动自觉的行为。他要不守礼法，谁也拿他没办法，那时全社会必然道德崩坏，秩序混乱，最终不可收拾，而这就是后世不断发生的悲剧，一直延续到后世。
以荀子之天才，大概不会看不出这点来，但即使他看出来，又能想出什么高招来？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便只能向孔孟看齐，一厢情愿地指望君王自己修身，在《荀子》中作了大量有关论述。在这点上，他和孔孟毫无区别，也不可能有区别。这是他们的政治理想决定的：儒家式的和谐社会要求他们主张君权至上，要他们想到君王也需要专门机构来加以制约，本身就是对自己终生信念的彻底否定。
尽管如此，荀子还是比那两位前驱高明得不可胜计。孔子是个糊涂蛋，连“君君”是保证他的理想社会实现的首要条件都看不出来。他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口号是平面铺开的，根本就没有重点。孟子倒是看出了这个关键问题，一部书翻来覆去就是在“君君”。可惜他基本是作道义指责，很少作功利分析，而那些话除了引起君王的反感，绝不会有什么效果。
荀子的兜售方式却完全不同。从前文介绍可以看出，他完全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向他们指出自己的远期利益何在，要他们不要因小失大，竭泽而渔，杀鸡取蛋。
荀子的学生 韩非子
这种态度与孔孟完全不同，大概是时代造成的。到了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此前已经有过无数说客辩士，政治推销术已经成了一种学问，以致荀子的弟子韩非子还特地写过《说难》篇，专门教人如何揣摩君王心理性格，打动对方，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或许就是荀子的文字何以自始至终那么冷静客观，丝毫不动感情，读上去冷冰冰的，与孟子那跃然于纸上的火热的心完全是两回事。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从客观效果来说，那是唯一可行的推销术。不仅如此，我个人认为，那也符合人民的利益。不管他采用何种策略推销自己的主张，那主张毕竟是有利于人民的。孟子的主张或许比他更符合人民利益，但君王根本不会采用，再善良纯洁也白搭。
今天的读者应该从此看出很重要的一点：即使是荀子那种完全着眼于为统治者维持社会秩序的政治理论，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由此可见，统治者和人民利益交叉之处，要远比人们愿意承认的多得多。
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荀子的经济思想。他主张君王“节用裕民”，教唆君王道：你忍一忍，少刮点，让百姓富起来。人民富了后，哪怕按较小比例收税，你的实际收入也只高不低，还能挣个仁厚贤良的美名，何乐不为？反过来，你跟白眼狼似的敲骨吸髓，把百姓抢穷了，田里没有多少出产，你就是再增加税收也是个穷鬼，还要背上贪婪刻削的坏名声。
这儿荀子完全是在教君王看到自己的长远利益，而这长远利益同时也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君王听了他的话，则双方日子都好过得多。如果不听，闹得民穷财尽，那又对人民有何好处？即使官逼民反，那也只会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些话听上去当然没有孟子的义正词严，但哪怕是虚怀纳谏的明君，也只会听荀子的话。
我想，这就是荀子给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有用遗产之一。今日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比起两千年前来只有问题更多。当代君王拥有的巨大权力，根本就不是那时的君王可以梦见的。统治者和人民的强弱对比远远超过了旧式专制制度。如果说过去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寄托于“君君”，那么今天就更是如此。除了统治者让步，人民的权益就根本没有改善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知识分子如果真以民瘼为念，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内孟外荀”。内心不妨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怀，但提出政治主张时，最好还是少作道德批判，多作荀子式的功利分析。
这其实就是我写作政论的一贯原则。我坚信，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功利分析，是政治上各派唯一可以使用的共同语言。一个多元的自由世界，应该允许价值观的歧异，在无法也不该统一价值观的前提下，唯一的求同方式，就是基于共同利益所作的客观利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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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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