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坚：生活不要模特，美也是

 “生活尺度不是物，

而是与神的距离。

不是物的占有的多寡，

而是精神世界的厚薄。”

 

这是于坚第一次去印度。登上从昆明到加尔各答的飞机，于坚觉得这是一场梦，《西游记》里的印度实在太遥远啦。

可两个小时就到了。落地时，视野所及的是一个巨大的旧世界，这里的人与中国人那样相似，身体之间没有距离感，像中国人那样在身体上毫无防备、彼此信任亲近。“无序惯了的亚洲人都有某种遇难的感觉，紧张焦虑，争先恐后，毫无风度。想挤过去就挤过去，该让一让就让一让。”

这个巨大的旧世界中，“一切正在被创造出来的和已经死去的都摆在那里，像是某种天堂和地狱的混合物，古老、陈旧、累叠、堆积、涣慢、阻塞、发霉……就像岩层。”印度的这种乱、脏、拥挤和无秩序的日常延续着旧世界的氛围，“猴子乌鸦老牛”、恒河里沐浴着渴望往生的人，都作为印度景观的一部分了。

“中国人说印度脏”，而这对“脏”的判断，于坚说，“是世界观的问题，不是质量问题。”贫穷与混乱并不意味着就是悲惨世界，令人无法忍受的肮脏在于坚看来，却别有惊喜。美好的脏乱差、人性的脏乱差。作为泰戈尔的故乡，“加尔各答就像一位自由散漫的诗人的房间。”是啊，旷野创造力之城。相比起来，中国那些被过度清洁的城市、历史被洗刷的城市，似乎反而容不下这样多的诗人和杰作。

加尔各答彩色热闹的大街、瓦拉纳西的恒河水，有着时而灰色时而蓝色时而金色头发的菩提树冠以及能够俯瞰恒河的古老房间……于坚走到哪里，他的镜头就跟到哪里。诗意同样全程陪伴着。当亚洲东部的河流刚刚融化，恒河已经不冷了，夏天即将降临，印度也要沸腾起来。

 

“焕然一新在这里非常刺眼，

那只会意味着出事了，反常了。”

一边是堆积在垃圾堆旁横空出世的长方盒子式新楼，“洁身自好，独栋洋房”。一边是建在垃圾堆上的破败不堪的老房子，“锅碗瓢盆摆了一地，铁丝上飘着刚刚洗就的衣物。”“大街确实好看，像是水色不同的河流，忽然红了，忽然又黄了。有些旧建筑的某部分倒塌了，并不拆掉，后来的建筑接着那倒塌之处继续生长。没看见拆迁。物各有主，都是私人的物产，那是怎样尊贵凛然的物产或者怎样卑微下贱的物产，与他人无关……巫术老态龙钟，垂垂将死的建筑物。甚至已经死了，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也是有主的废墟，由它废着，任何人不能擅动。”即便是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孟买，“大多数建筑物也没有怎么精心设计，材料也不讲究，高达但不雄伟巍峨看不出要利用建筑物来象征欣欣向荣、崛起、发达的意思。”据说印度有1652 种语言，“如果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这个国家是多么丰富。因此堆积必然显而易见，我记得奈保尔在说到他祖国的时候也使用过同类的词。”

游历于印度，于坚似乎总是心系中国。印度无边无际的闹市区充斥着繁杂的手艺人，一家接一家的铺子根本无法谈及分门别类，卖百货的、做衣服的、卖香灯的、卖水果的、卖锁具的、修三轮车的，只要人类有的行当，在这里似乎都能找到踪影。兜售食物和上品的商贩、杂耍的艺人以及流浪诗人与歌手与富人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毫不含糊地拥有一种从未被伤害过似的自信。此刻的场景与气氛调动起于坚对往日昆明的记忆，对祖国的思量：“与印度比起来，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就太像一场大扫除了，一个忙着搬新家的国家。”他说，印度没看到城管。这里显然也没有焕然一新，“印度灰暗而深厚，那显而易见的历史感沉重得令人窒息。这使得人们的表情呈现出某种尊严，某种自我意识，自信、安详、平静。不知道为什么别的民族会那样的自卑自残自我否定自我毁灭，那么热恋归零。”

 

生活不要模特，美也是

印度的美是“见缝插针”生长出来的。来不及规划，生活自身就是那副面孔，印度的颜色太丰富，宗教太丰富，语言太丰富，各自有各自的神。有神论的信徒与无神论的信徒们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在于坚看来，他们似乎不需要一个生活的标杆，更不需要一个代表美的模特。

在《印度记》中，他讲起一位尼格利陀人，“身材矮小，皮肤深褐色，头发乌黑，鼻宽嘴厚，肩窄腿短，”这是印度最早的居民。他的工作是搬运行旅、分发矿泉水、在车门一边带着，恭候乘客上下车。然而“这位小个子看上去只是比侏儒略高，他是个总在微笑的男子，信心十足，结实有力，像阳光一样总是微笑，他大约从来没有因为个子小而被嘲弄过。”

城市里飘扬着各种各样色彩缤纷的布，旗子、衣物、帘子，到处都晾着布。“男人穿着长衫飘过，女人穿着纱丽飘过，还有裹着布的游戏队伍和尸体幡然而过。”五颜六色来自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人们不争辩，彼此习以为常地互相尊重。

窄小的毛细血管一般的小巷从未被拆迁，并未模仿任何大都市重建成井然有序的大动脉。街道上有人，也有动物然。人们不怕领导，不怕汽车，没有一辆车敢对着行人鸣笛。在这里，物和人都没有等级。“牛们站在大街中央，傲慢威严，帝王般地斜目四顾；狗四脚摊开，在街心呼噜大睡，汽车只能等着它们恩赐出一条出路。”

 

贫穷不见得就是悲惨世界

无家可归的人把大地当做自己的床铺，并非全都因自饥寒交迫，“许多人背一卷毯子就背井离乡了，大地就是他们的家。”落叶、阳光、雨水、泥土和垃圾可以躺下的地方，人又怎么不可以？大地没有种姓制度，始终开放，始终容纳。宗教使人从容不迫，随遇而安，贫穷因而并不使人惭愧，这些对现世十分消极的信徒们似乎比功利世界的人们的更加气定神闲，泰然自若。衣食住行在信仰的指引下都回归了本真，他们有他们的归宿。

在恒河边欢快的场，节日的场，人们扎进水中沐浴，清洗身体也洗涤灵魂的罪孽，“洗是在体验，被神接纳是一次体验。沐浴也是从涅槃到转世的一个可以体验的刹那。沐浴仿佛是一次次短暂的转世。洗净，就是从死亡中转世。”他们对死亡的看法并不大惊小怪，人并没有死亡，只有轮回。这一切都是因果，业的结果。现世只是一个渡口，对卫生条件、脏乱差、对长命百岁一样不在乎。没有比解决了生死问题更令人平静的事情了，更谈何悲惨。

这看似破落的地方对世界的影响却是至善的。于坚说：“近代的西方为我们带来血与火的经验，带来关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教条，带来科学、技术和商业贸易的‘机心’。印度却不是，它传给我们的是关于人生、关于存在、关于生活的智慧。”中国从印度拿来的是劝人向善的经书，“就像中国人当年出洋，郑和带去的是丝绸、大米、瓷器……都不是凶器。”加尔各答的泰戈尔，后来成了世界的泰戈尔，传递而来的也是美好的东西——诗歌和善意。就像他在诗中说：“现在我把我的诗/紧密地装在这本子里/像一只挤满了鸟雀的笼子一般送去给你。”

 

Q=袁艺文

A=于坚

Q:你在书里屡次提到故乡昆明，在过去的采访中，也说印度与你童年时的故乡非常相似。你认为这种相似是哪些层面上的相似？是什么调动了记忆?

A:氛围。对地久天长的迷信。那种古老的气味，颜色，就像我童年时代的昆明，旧的发霉的城市，我看见许多水井。庙会。花园。是记忆的复活。

 

Q:你的旅行方式也是自然而然的，不特意去某个地方，你把它解释为“不执”，这种顺其自然的心态，会让你观察、捕捉到更多的东西吗？

A:不是说我置身印度，就有一种针对印度的眼光，我在哪儿都是这样看世界，世界会告诉我，而不是我去发现。它就在那里。世界就是故乡，风土人情也许不同，但与世界的关系是一样的。不会居高临下，也不为诚惶诚恐。

 

Q：“李白可能更多看到山水，而我会看到一个个城市、贫民窟、火车什么的。”是因为社会的底层、最接地气的这些城市景观，是最有活力的？“可触摸、可通感”，指的也是这个吧？

A：印度对于我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些。我遭遇的风景与李白不同，中国式的山水看不到的，印度就是这样，你得接受。倒不是故意去寻找贫民窟、火车站什么的。如果从尼泊尔那边进入印度，也许我会写喜马拉雅南坡。我看过一些人写的印度，与我所见完全不同，飞瀑流泉，高山巨峡、仙人隐者。我仅说我个人看到、觉悟到的而已。

 

Q:“猴子乌鸦老牛”、恒河里沐浴着渴望往生的人，都作为印度景观的一部分了，印度的这种乱、脏、拥挤和无秩序的日常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A:生活尺度不是物，而是与神的距离。不是物的占有的多寡而是精神世界的厚薄。

 

Q:《印度记》中你说你欣赏印度宗教的包容性，似乎受到了它的宗教的感染，说“我的业是我未来的渡口”。但写到瓦拉纳西时，却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垃圾场，“垃圾可以解构神权”。怎样理解这里的“解构”？

A:垃圾场怎么么可以用伟大一词？神不是一个教条、观念，神是体现在生活世界中的。垃圾其实也是观念，脏或者清洁都是观念，而神性是超越这些的。观念只是幻象，不能执于一念。瑜伽其实就是要破除观念的束缚，上帝就是行动，诸神不是教条，无法理解，而是要“体会”。解构就是回到不执，世界已经被观念遮蔽，教育、文化暗示世界是这样的，那样的，就像时尚杂志老在宣扬何谓美丽，何谓风景、何谓生活。世界似乎只是各种美女的模特、风景的模特、生活的模特。那不是美丽、不是风景、不是生活，而是观念的暴力。你得回到自己的眼睛，这相当难，眼睛已经蒙被蒙上观念的黑布。

 

Q:你喝的那口恒河水，什么味道？

A:水的味道。

 

Q:印度教的佛像比佛教的形态更丰富，你对佛像有研究吗？谈谈你的理解。

A:佛教不立偶像。但是俗人的曲解也导致了一门伟大艺术，佛像谁敢轻易去塑，宗教保证了这门艺术的虔诚。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没有作者，作者全是匿名的。无数的佛像，千姿百态，作者们道行深浅不一，技术优劣不等，但虔诚是唯一的。

 

Q:首先知道你是一名诗人，然后知道你摄影，作为诗人和摄影家，你怎么看待写诗、摄影和旅行之间的关系？

A:必须旅行。旅行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遭遇的时代一直阻止人们看见世界。它绷着一面自己就是全世界的幕。我青年时代，竟然有“解放全人类，红旗插到纽约”之类的口号。20年前我开始漫游世界，我最大的惊叹就是“世界原来是这样的！”我的经验就像一个巨大谎言。1996年，我在巴黎的天空中下降，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我知道了何谓正常的世界。印度其实给我的就是“世界本来如此”的感受。我们经历的这种大拆迁可以说史无前例。一切写作、艺术的核心都是诗。尤其在汉文化中，诗具有宗教般的魅力。别无其他。我说诗的时候别想成是徐志摩们的风花雪月。

 

Q:淳朴、自然、由衷，你用这些词语形容印度。你又去了尼泊尔和不丹。你对他们各有什么样的印象？

A:不同的淳朴、老实、天真。由于多年教育，中国满世界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N的积极份子。我很怀念喜马拉雅山麓那些听天由命的消极之人，也许贫穷，但充满诗意。贫穷因诗意而显得微不足道。

 

Q:印度很好玩吗，还有什么趣事跟大家分享？

A: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那里。垃圾真的垃圾，贫穷也真的是贫穷。垃圾、贫穷不见得就是悲惨世界。这是一种世界观。我记得在加尔各答的地铁车站口，有几个美丽英俊非凡、神仙般的姑娘和小伙子，衣服褴褛。他们全是叫花子。人一来，就伸手讨钱。无人的时候，他们围成一圈跳舞，大笑，笑容非常光明，没有通常乞丐的那些自卑。他们讨来的钱物并非为了吃好穿好，回老家去盖房子，而是捐给寺庙。释迦牟尼也乞讨过。

 

摄影：于坚     

于坚，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已出版诗集、文集20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等。长篇散文《印度记》由楚尘文化出版。

本文曾刊载于《旅伴》杂志201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