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为何没有统一的方言?
在江西吉安市城区工作的吉安人,大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去县里、去乡里办事,很难用吉安城区或自己家乡的语言去表达意思,只好操着吉安腔的普通话。在方圆百多公里的范围内没有统一的方言,其他方言区也有这样的现象,但吉安更突出,更典型。如果说吉安方言以吉安市城区为代表,那么这个“代表”很勉强,它根本无法通行全区域。具体表现为:
一是“方言岛”林立,可谓“隔山不同音,隔水不同调”。如说的是本地话,峡江人无法与万安人交谈,吉安县人听遂川话,像听外语一般。即使在一个县内,方言也难沟通。吉安县永阳人听万福人说话,要花心思去猜;永新北乡怀忠、芦溪一带人说的话,有的南乡人不知所云,虽然都属永新话。二是相同的词却有不同称谓。如“小孩”一词,永新称“奶哩”,吉安县固江一带不管男孩女孩一律称“妹”,大多数地方叫“细伢崽”。“棉衣”有的称“布衲”,有的称“毛衣服”,永新话很形象,叫“毛捆身”,万安人最简洁,只叫“袄”。最普通的“母亲”一词,一般称“姆妈”或“娘”,可永丰有的地方称“姨耶”,不知有何出处?万安百加一带却称“奶奶”,与“吃奶”的奶同音,以奶代娘,很讲孝道。而“伯母”,吉安许多地方称“奶奶”,青原区文陂一带却称“伯伯”。禾水中上游对“祖母”的称呼,与吉安市区“姐姐”的方言音类似,容易误解。如此复杂的方言,在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流传得长久,这正是庐陵文化交流融会的明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是人口的迁移导致了方言的多元化。近几十年吉安多处发现了新石器晚期遗址,三、四千年前在这里生活的人可能属于古越族,数量不多。秦始皇派兵开通了赣江水道,一些“北民”陆续在赣中开发,与土著人共同生活,人数也很少。汉末以后,中原战乱频发,引起了三次北民南迁的浪潮,即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百姓纷纷涌向江南。庐陵粮茂林丰,相对平安而富庶,成了北民避难的胜地。移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少延续了四五百年,到了宋末,庐陵人口大增,经济文化很繁荣,又吸引了四方的人口流入。据地方史载,永新县仅唐、五代迁入的有龙、贺、张、左、尹、段、李、胡等21个姓氏;吉州区樟山现有80多个自然村,建于宋代和元初的有25个。泰和县的张姓从洛阳迁入,陈、严、王、肖等姓都是在唐末五代时迁入。代代繁衍,又分支派,吉安现有的大姓,半数以上的祖先是北人。明代初期以后,受时局的影响,吉安人大量迁往湖广,可清初以后,闽粤山区大批客家又倒流入赣。青原区东固镇200余个村庄,明清从闽粤迁入的59个,从赣南迁入的100余个。据史载,遂川“丁口半出流寓”。在移民迁入过程中,有的全族整体迁移,自然说的是家乡话,说的人多了,就会影响邻近的小村,形成方言小区。另外一种情况是在庐陵当官的、经商的外地人,退职了发财了不回原籍,在庐陵安家落户,繁衍子孙,成为名门望族。他们说的是原籍话,对附近的方言有较强的影响力,形成了方言圈。庐陵几位名人如文天祥、欧阳修、胡铨、周必大等人的祖先,都是外籍到庐陵任官退休后定居的。迁入者虽在对外交往中语言有所变化,但仍保留原籍的一些词汇。如“厕所”,吉水阜田和永新部分地方称作“东司”,外村人莫名其妙,其实是山东方言的遗存。吉安方言,还顽强地保留了不少古代口语,如上学说是“去学堂”、“去书院”;把躺倒在地肚皮朝天的姿势称作“稍天”等等。
其次是传统宗族观念的束缚。居住在相同地方的人说相同的话,这是增强宗族或区域居民凝 聚力、向心力的重要因素。你说的语调与众不同,会遭到乡亲的鄙弃,视你为异类。这像张无形的网,罩住了生长于斯的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吉安人的这种观念特别强。时至今日,青少年已会说普通话,但大多数父母还会教他说家乡话,会“双语”,城里人也是如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观念的遗留;从道德情感上看,又包含着不忘祖恩、热爱故土的意思,孰是孰非难下定论。
第三是各方语言交流融会。在缺少一种占绝对优势的方言传统的情况下,各地的方言会相互渗透,相互吸引,各呈异彩。吉安方言较通用的词汇中,与湖北方言相同的有“脑壳”、“撇脱”(爽快)等;与江浙吴方言相同的词有“领褂”、“吃价”、“结棍”、“拆烂污”等;与客家方言相同的有“走水”、“坐庄”、“墨乌”等。多处方言的渗入,更使吉安方言无法统一。时代的巨轮逐渐在碾平方言的棱角,可主体与核心却一时不会破碎。吉安不需要统一的方言,而需要统一的普通话。我期盼,我们的后代,不仅会说好听的普通话,也会说亲切的家乡方言,还会说一门或几门流利的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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