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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阮元始而迄于康南海的书学批评,并未掀起20世纪前期的碑学热潮,评者自评,书者自书,即康南海本人的书法,也依样帖意显明。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大体上可以说是帖学独领风骚,新魏碑的流行是“标语”所催发的——它的价值并不在艺术本身。严格意义的碑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沈尹默、启功书法的批评,其意义不在二先生书法的本身——对帖学独领风骚的不满 ,无意中为碑学拓开了前路。从此,碑学勃然兴起。
几十年来的碑学热潮谁堪称代表人物?没有标志人物的文化潮流,只是无痕的逝水而已。析点此期间的碑学,其堪称代表者,唯南萧(娴)北孙(伯翔)而已。
孙伯翔魏碑书法
我曾屡见萧老作书的风采。在南京,故有幸亲睹先生写“黄山归来”四字。案高身矮,先生悬肩挥毫,其豪纵自如之状,至今历历在目。先生书,隐有南海的韵致,其最具师意者为右行之收笔,顺势而出,有若鹰之振翅腾空。先生虽以碑称,而帖意隐然。她在其书集序中称,无帖学之功,书碑易流之“野”。此正是乃师之精髓。
伯翔先生是我的老友,几十年来,他耳不闻“窗外事”,不是不闻,而是闻而不为其扰,他默默地闭门守砚,这不仅是他的临池状态,更是其性情,他谦蔼低调,处碑学热潮中,这位碑学高手却从不去“弄潮。
比较二老书作,同为碑学而风韵各标。
伯翔兄着意“造韵”,萧先生碑中夹帖,书碑着行,字经愈大愈佳。她是南方人,却有北人豪气。伯翔先生是北方人,却有南土士人的温逸。此种秉性,皆流注于笔端纸素。萧先生作大字,快若疾风,然变化万端,随意而成。伯翔先生则长于慢中求变,内撅而松,韵致绵长。兄书,大小俱工,较之萧娴书,碑意更浓。萧先生书外拓取势,藏拙于巧,伯翔先生藏巧于拙,寓熟于生。二先生同为碑学魁冠,各领风骚,并雄于世。
伯翔兄过目的碑甚多,不论是否为名石,他都着意研习。北碑之出于凡手者甚多,且为刀治,兄的不凡的眼力,善于别择,于常石中察微识妙,博观精取,往往在三四流的碑迹中,发现精微,“三人行必有我师”,碑在即“师”在,此种胸襟拓寬了眼界,故所长碑,不似某石而似某石。自家面目,由是而出。较萧老之作,伯翔先生之书,碑味更浓。
孙伯翔书法
三十多年来,攻碑者甚多,然见异思迁者亦多。伯翔先生守一不移,非若追风逐潮者,时过境迁,便改向他趋。先生自言,所弃之纸,当以车拉马驮。其用功之深巨,由此可见。唯入之深者方知学之难,先生又云,一生能得二三纸足矣。此足见先生自律之严。
在近几十年的碑潮中,匆匆过客多矣,而堪称当世碑学代表者,唯南萧北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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