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古玺通论》对古代玺印从时代、形制分类、文字释读、国别隶属等及其与篆刻艺术形成、发展之关系详作论证，并对二十世纪的古玺研究作了历史回顾。考释有力，颇多创见，深入浅出，资料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与艺术价值。
百度百科：曹锦炎，浙江湖州人，一九五〇年二月生。一九八一年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兼职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曹先生是古文字考证方面的专家、学者，这点我承认。《古玺通论》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也毋庸置疑。每一位学篆刻的，说没看过曹先生的《古玺通论》是难以想象的。“挪移”一说，即出自此书：
由于方寸布局的需要，将古玺文字在结构方面作某些调整，而造成古玺文字在结构方面发生变化，这也是古玺文字的结构特色之一。……这种用挪移、穿插偏旁，或包含、连接笔画等手法来构形，实际上是通过结构的移动变化，以达到适应章法的需要。
之后，吴振武先生在【《古玺文编》校订】中又沿用了这种“挪移”，考证了大量古玺文字。
曹先生的“挪移”，主要指以下两种形式：
1：左右结构→上下结构
2：上下结构→左右结构
而我们已知的一些字，也的确如曹先生所说：文字结构可以“挪移”，如“群”与“羣”，“峰”与“峯”等。
但是，李学勤先生在《古玺通论》的序言中提到：战国时“文字异形”，变化多端，在各种古文字中最难辨识。曹先生在《古玺通论》中也提到：春秋战国之际，王室式微，诸侯称霸。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文字使用的普遍性，对传统文字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文字构形之演变，也由渐变遽而突变，造成异体纷呈，繁简无定，以致“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间俗譌别，至不可识”。……
一方面，曹先生承认古文字考证难；另一方面，曹先生又“治大国如烹小鲜”似的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曹先生高明啊。
曹先生的考证讲究证据，那我们就来谈谈证据：
1：曹先生认为古玺文字结构的“挪移”，是“由于方寸布局的需要”，“通过结构移动变化”，“以达到适应章法的需要”。不知曹先生所说古玺的“布局”和“章法”，出自哪位古人的哪本资料？难不成是曹先生个人的想法？还是曹先生“为了认识”的考证手段？不客气的说，在我们还未充分了解古玺怎样产生及怎样使用的情况下，就谈“布局”和“章法”，是十分可笑的。而我所能了解的“布局”、“章法”，应该是篆刻学出现之后的事了。再者，即便古人也讲究“布局”、“章法”，难道就可以不顾虑文字的正确性、可读性了吗？相对与古玺，汉印似乎更讲究“布局”和“章法”，但在汉印中，我们却很难发现这种文字结构“挪移”的现象。而我对古玺的理解恰恰与曹先生相反：古人正是由于考虑文字的正确性、可读性，才使得古玺“蓬头垢面”，“杂乱无章”。
2：就如曹先生所说，有些文字的结构是可以“挪移”的，但不可以“挪移”结构的文字更多。就拿《说文·心部》来说，我们只发现一例可以“挪移”文字结构的：怛。《说文》：怛，憯也。从心，旦声。或从心在旦下。
三例疑似可以“挪移”文字结构的，但文字结构发生了变化：《说文》：悟，觉也。从心吾声。悁，忿也。从心肙声。懼，恐也。从心瞿声。
但是，我们却发现许多不能“挪移”文字结构的例子。如：“悲”与“悱”，
“忠”与“忡”，
“忘”与“忙”，
“怡”与“怠”，
“愚”与“㥥”。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可以再看看《康熙字典》，里面“从心”但不能“挪移”文字结构的字更多：“意”和“愔”，“念”和“忴”，“怙”和“怘”，“怍”和“怎”，“悆”和“悇”……
既然曹先生提出了“挪移”这种方法，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们如何使用：什么样的字可以“挪移”，什么样的不可以。我们也有必要请教曹先生，《古玺通论》中那些可以“挪移”文字结构的字，依据是什么？证据又来自哪里？还是仅仅因为：这些字的结构“挪移”了，曹先生就认识了？
曹先生应该没有想到，在《古玺通论》中不足一页的“挪移说”，如今在篆刻界已经被奉为“金科玉律”了：篆刻界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造字运动”，规模宏大，大有“无挪移，不篆刻”的气势。就拿这次《全国篆刻名家邀请展作品集》来看，“挪移”手段层出不穷：
架是这样的，
物是这样的，
浮是这样的，
情是这样的，
触是这样的，
梅是这样的，
恒是这样的，
社是这样的，
祖是这样的，
渐是这样的，
瀋是这样的，
堤是这样的，
泽是这样的，
贤是这样的，
江是这样的，
红、醉是这样的，
法是这样的，
曹先生的“挪移”，本意应该只是为了多认识一些古文字而矣，到如今成为“新造字运动”的始作俑者，我想，这应该不是曹先生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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