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古玺通论》对古代玺印从时代、形制分类、文字释读、国别隶属等及其与篆刻艺术形成、发展之关系详作论证,并对二十世纪的古玺研究作了历史回顾。考释有力,颇多创见,深入浅出,资料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与艺术价值。
百度百科:曹锦炎,浙江湖州人,一九五〇年二月生。一九八一年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兼职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曹先生是古文字考证方面的专家、学者,这点我承认。《古玺通论》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也毋庸置疑。每一位学篆刻的,说没看过曹先生的《古玺通论》是难以想象的。“挪移”一说,即出自此书:
由于方寸布局的需要,将古玺文字在结构方面作某些调整,而造成古玺文字在结构方面发生变化,这也是古玺文字的结构特色之一。……这种用挪移、穿插偏旁,或包含、连接笔画等手法来构形,实际上是通过结构的移动变化,以达到适应章法的需要。
之后,吴振武先生在【《古玺文编》校订】中又沿用了这种“挪移”,考证了大量古玺文字。
曹先生的“挪移”,主要指以下两种形式:
1:左右结构→上下结构
2:上下结构→左右结构
而我们已知的一些字,也的确如曹先生所说:文字结构可以“挪移”,如“群”与“羣”,“峰”与“峯”等。
但是,李学勤先生在《古玺通论》的序言中提到:战国时“文字异形”,变化多端,在各种古文字中最难辨识。曹先生在《古玺通论》中也提到:春秋战国之际,王室式微,诸侯称霸。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以及文字使用的普遍性,对传统文字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文字构形之演变,也由渐变遽而突变,造成异体纷呈,繁简无定,以致“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间俗譌别,至不可识”。……
一方面,曹先生承认古文字考证难;另一方面,曹先生又“治大国如烹小鲜”似的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曹先生高明啊。
曹先生的考证讲究证据,那我们就来谈谈证据:
1:曹先生认为古玺文字结构的“挪移”,是“由于方寸布局的需要”,“通过结构移动变化”,“以达到适应章法的需要”。不知曹先生所说古玺的“布局”和“章法”,出自哪位古人的哪本资料?难不成是曹先生个人的想法?还是曹先生“为了认识”的考证手段?不客气的说,在我们还未充分了解古玺怎样产生及怎样使用的情况下,就谈“布局”和“章法”,是十分可笑的。而我所能了解的“布局”、“章法”,应该是篆刻学出现之后的事了。再者,即便古人也讲究“布局”、“章法”,难道就可以不顾虑文字的正确性、可读性了吗?相对与古玺,汉印似乎更讲究“布局”和“章法”,但在汉印中,我们却很难发现这种文字结构“挪移”的现象。而我对古玺的理解恰恰与曹先生相反:古人正是由于考虑文字的正确性、可读性,才使得古玺“蓬头垢面”,“杂乱无章”。
2:就如曹先生所说,有些文字的结构是可以“挪移”的,但不可以“挪移”结构的文字更多。就拿《说文·心部》来说,我们只发现一例可以“挪移”文字结构的:怛。《说文》:怛,憯也。从心,旦声。或从心在旦下。
三例疑似可以“挪移”文字结构的,但文字结构发生了变化:《说文》:悟,觉也。从心吾声。悁,忿也。从心肙声。懼,恐也。从心瞿声。
但是,我们却发现许多不能“挪移”文字结构的例子。如:“悲”与“悱”,
“忠”与“忡”,
“忘”与“忙”,
“怡”与“怠”,
“愚”与“㥥”。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可以再看看《康熙字典》,里面“从心”但不能“挪移”文字结构的字更多:“意”和“愔”,“念”和“忴”,“怙”和“怘”,“怍”和“怎”,“悆”和“悇”……
既然曹先生提出了“挪移”这种方法,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们如何使用:什么样的字可以“挪移”,什么样的不可以。我们也有必要请教曹先生,《古玺通论》中那些可以“挪移”文字结构的字,依据是什么?证据又来自哪里?还是仅仅因为:这些字的结构“挪移”了,曹先生就认识了?
曹先生应该没有想到,在《古玺通论》中不足一页的“挪移说”,如今在篆刻界已经被奉为“金科玉律”了:篆刻界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造字运动”,规模宏大,大有“无挪移,不篆刻”的气势。就拿这次《全国篆刻名家邀请展作品集》来看,“挪移”手段层出不穷:
架是这样的,
物是这样的,
浮是这样的,
情是这样的,
触是这样的,
梅是这样的,
恒是这样的,
社是这样的,
祖是这样的,
渐是这样的,
瀋是这样的,
堤是这样的,
泽是这样的,
贤是这样的,
江是这样的,
红、醉是这样的,
法是这样的,
曹先生的“挪移”,本意应该只是为了多认识一些古文字而矣,到如今成为“新造字运动”的始作俑者,我想,这应该不是曹先生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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