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翰
规 墨
雅 清
正 风
聚 饶
高 逸
贤 兴
本期节录31期《印象》杂志中关于唐存才先生的《战国陶文艺术初考》，同时将名家针对此题材的创作手记及作品一并奉上，期望大家共同学习。
战国陶文及其艺术初考
西泠印社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员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大学书法教育秘书长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
战国陶文是大篆文字的重要组成，是战国时期古玺印抑印于陶器上的痕迹，包括陶器烧制前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战国陶文主要包括齐、燕、秦、三晋及邾国等，反映了当时各列国的社会生产及市场活动。尤其是抑印的文字及章法具有独特的艺术内涵与价值，对当今书法篆刻艺术的探索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陶文 古玺印 量器
正 文：
战国陶文是战国时期古玺印抑印于陶器上的痕迹，包括陶器烧制前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战国陶文于清代同治十一年山东潍县陈介祺集藏齐国“陈悍”陶文残瓦始，拉开了陶文在大篆体系中的历史帷幕。这百年来，战国陶文的研究已是古文字学和玺印艺术最富魅力的学术空间。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萌芽与诞生、成熟与发展，正是基于文字这种具有记事属性的符号体系的诞生与不断的进步演变。自殷商甲骨文、两周鼎彝铭文至秦始皇统一文字成小篆，先秦丰富多样的古文字体系成为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最为重要的载体和支撑，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绵远流长的强大动力之一。古陶文字的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演变及列国文字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带来新的佐证材料，同时对研究战国时期列国社会生产、市场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一 齐国陶文
据史考，齐国之祖唤作吕尚，大约是文王、武王的谋臣。武王定天下之后，封于营丘。后迁徙到临淄。《史记》载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都创稷下学宫，倡百家争鸣的学界风尚，更是齐国八百年长盛不衰的重要人文基础。考古发掘及传世著录的陶文资料证明，战国时期，齐国制陶业不论其规模还是质量都胜于其他国家，官营窑场主要生产“立事岁”类的量器，除临淄齐故城遗址存官营窑场外，2002年山东新泰出土二百余片齐国官量陶文。王恩田曰：“齐国官量陶文甚为罕见。新泰的一次发现就超过了自同治十一年陈簠斋首次发现齐国官量陶文至今一百三十年来发现的总和，堪称齐国陶文的重大发现。”［注1］新泰曾是齐国官营窑场无疑。近年山东沂水城南田野筑路时出土刻划“陈某立事岁之釜”类残陶片，其中立事者“陈丕□”、“陈頙”与新泰出土官量陶器立事者为同一人，沂水也曾是齐国官营窑场之一。民营窑场产品多以生活用陶为主，常见有豆、罐、钵包括陶制乐器埙，也有为官家、王族代工的量器，如“公豆”、“主料”等。以步黟堂藏齐陶文可见，陶豆多由豆里、北里、城阳、子裴子里、高闾、左南郭窑场所制，繇乡、蒦阳窑场制陶罐为多，陶钵见于关里、楚郭乡等窑场。丘齐、东酷里等窑场陶豆、陶器均有生产。齐陶文残片出土除窑场、灰坑外，散见于齐故城田野，自晚清、民国至今民间采集齐陶文状况恰证明于此。据齐地学者多年考察发现，齐故城战国窑场多在临淄区齐都镇刘家村、龙贯村及敬仲镇周付庄村，出土陶文品种、大类分明，窑场特征十分明显。刘家村窑场位置在村中间偏西，出土陶文集中有繇乡、蒦阳、酷里、孟唐、公豆（区、釜）类量器。龙贯村窑场在村西，陶文出土主要是子裴子里、高闾类。周付庄村窑场位于村东，陶文出土有楚郭乡、王卒、北里类。步黟堂藏齐国陶文中官量抑印陶文典型者“昌櫅陈固南右敀亳釜”，考已著齐官量立事者陈固所造印记共六款，皆为区器，此为釜器，饰麻布纹，且印文以界格分之，这在陈固监造官量中是唯一的，此陶文未见著录。步黟堂另藏沂水城南田野所出齐官量刻划“陈遇立（事岁之釜）”陶文残件，此类陶文迄今未曾披露公著，对研究齐国官制量器及窑埸分布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齐陶文中繇乡、蒦阳是大类中的精品，陶质大多细腻，制器后似表面有处理，光泽雅逸可人，可见制陶之精。步黟堂藏繇乡类陶文中有三枚传世较少的“繇乡东陶里某“，其中“繇乡东陶里□“出阚家村西田野，抑印极清晰，初版无疑且未见著录，可赏可珍。“蒦阳”陶文传世数量相对较多最多，“东蒦阳”、“中蒦阳”陶文是其中较少的品种。步黟堂藏“中蒦阳里□舊”出崔家村田野，未见著录，考已著陶文资料，“舊”字仅出现在“繇乡大匋里舊”及此陶文上。丘齐类陶文从民间采集角度看，较少见之，藏陶者常曰：“丘齐之出皆为名品。‘步黟堂藏’丘齐乡黍雕里得”陶文存豆柄，印面硕大，文字排列穿插挪让有致，极似战国烙马印。齐国量器除官量“立事岁”类外，民营为官家、贵族代工有“公豆”、“主料”等，另外还有大市类量器。步黟堂藏“主料”残量存器沿口及部分底部，可基本复原量器形状，并测得量器容积约为192毫升，与学者所考齐量升器容量基本一致，此陶文出临淄齐都镇刘家寨村北田野。另枚“王区”陶文“区”字惜残，但残陶存抑印“大蒦阳寿所□”，得知“王区”量器由蒦阳窑场所制。且“王区”抑印为朱文，考已著陶文，未见著录。传世刻划“膚丘乡”、抑印“曹不忳”陶文多模糊不清。步黟堂藏有陶器残件，器肩存五枚乳钉、“曹不忳”印及刻划“膚丘乡”陶文，器腹饰麻布纹，红陶质地，出苏家村西南田野。齐地出灰陶、黑陶为多，红陶极少见，此陶文集抑印、刻划文字及乳钉纹饰于一体，是迄今完整展示此类陶文元素的残件，且富于形式之美，比之先贤著录有胜一筹之感。二 燕国陶文
燕国建于西周初年，为西周王朝的诸侯国。战国时期在燕昭王励精图治而广纳天下贤士，经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达到殷富的程度，成为战国七雄中重要一员。民国十一年，罗振玉序《梦庵藏陶》云：“光绪初元，近畿之易州亦出古陶，有三代文字者，与齐器颇相似，然其文，齐器多记某某里，易州所出则多记匈攻某，齐器不记年月，易州所出则有八年、十年、十四年者，此其大别也。”燕国陶文，以潘祖荫旧藏燕“二十二年正月陶罐”最早见著于民国《艺术丛编》。燕国陶文约有如下种类：1. 三级监造类。学者考此类陶文中“陶尹”当是中央或地方的负责官吏即监造者，“陶俫”可能是陶师，与“敀”同为主办者，“陶工”则是造者。三级监造陶文存有年号者，如“十八年某月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李学勤撰文《战国题铭概述》考燕陶纪年为燕王喜的在位年号。［注2］在燕国陶文中，三级监造类陶文属于极稀有的品种，这种带年号陶文为了解认识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等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据燕地学者多年的考察研究得知，燕国三级监造类陶文多出于易县燕下都遗址武阳台西南田野，此地可能为燕国窑场遗址之一。步黟堂藏燕国陶文中带年号的三级监造陶文至精者为“廿一年十二月陶罐”，此陶器完整，仅口沿残损小块，比潘祖荫所藏尚早一月造就。“左宫罚”未见著录，其中“罚”字为裘锡圭先生审稿时考释。“左宫頛”陶文见著于《德九存陶》，且为陶器颈部残片，其意义在于表明左右宫某不是仅为王官制造建筑用陶的窑场。 三 邾国陶文
位于山东泰山东南境内的邾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最早研究断代为邾国陶文的是山东王献唐，此类陶文出土于山东邹城邾国纪王城遗址田野，大多为单字抑印于陶豆或陶器上。步黟堂藏邾国陶文抑印精者如“闢”字残豆柄，字下抑三个乳钉纹，其意待考，但作为装饰，可谓极美。“公得“陶文残豆，其文字圆转遒劲，有两周金文之韵。以民间集藏的角度看，邾国陶文多出于约十年前的村落筑路，传世数量较少。四 秦国及秦代陶文
秦国在战国时期以商鞅变法，中央高度集权的统治管理方式，使得秦国国力强盛，东进与诸国开战，所向披靡，於公元前221年最终统一全国。学者对秦陶文研究较早的是镇江摹庐陈直，袁仲一以考古发掘所出的大量秦陶文实例考释，为当今秦陶文研究集大成者。对于区别秦国和秦代陶文，王恩田依据考古提出“四、六字亭市陶文和咸阳宫出土的陶文属战国时代，而秦始皇墓区出土的陶文属於秦代。”［注3］步黟堂藏秦国“咸亭完里丹器“为完整陶豆，陶文抑印在豆盘中央，与袁仲一《秦陶文新编》著秦都咸阳作坊遗址出土完整陶钵抑印相同，为秦国所制。“咸亭右里仓器”陶文出秦都咸阳渭河河滩，“仓”字结构独特，且陶文未见著录，可增补陶文资料与字库。“四右六”陶文抑印在云纹半瓦的筒身上，典型的战国文字特征即秦国之制，未见著录，故而极为珍稀。五 三晋两周陶文
“三晋”一词始于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即指战国七雄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历史，也代表了称霸春秋时期的晋国。漳河两岸古时为赵、魏、韩三国分界地，归属也时有变化，此流域出土陶文当属三晋体系，形制上似也受到燕国陶文的某些影响。步黟堂藏三晋两周陶文主要出土于漳河河滩和河北临漳邺城铜雀台遗址田野，癸巳年初秋得“淇□市斗□玺”陶文与“邺市”、“中石基异□牛”陶文堪称孤品，二陶文均呈长条印记形式，考传世陶文未见著录，此陶文的公著对三晋体系陶文的种类完善及三晋玺印特征的认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淇□市斗□玺”陶文即残陶形制可确定为量器，因而此陶文为研究三晋地区量器提供了新的资料。考战国陶文实物，绝大多数为两周古玺在生活和建筑陶器上的抑印使用的结果，少量是陶器烧制前的监造者或工匠的有关文字刻划。民国时，黄宾虹曾查考传世两周古玺印与出土陶文相比较，仅有二例完全合者。这就意味传世战国古玺资料之外尚存有大量两周古玺使用的痕迹遗珍。考古证实，这些民间陶坊玺印材质多为泥质烧制，与青铜材质相比陶玺使用中极易残损，所以传世极少，而抑印的陶文将极大地弥补两周古玺印史料的同时，反映战国时期民间玺印实用的诸多案例，更生动展示了除传世古玺之外的两周古玺印丰富的艺术内涵，借鉴陶文独持的形式表现感和文字元素，将开启当今篆刻艺术创新、探索的新的途径。古文字发展至战国时期，出现极为丰富绚丽的局面，不同国家之间文字存在字形上的差异，不同类别器物上文字也存在着差异。一字多形，字法风格特征鲜明，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独特艺术风格韵味表达的状况。战国文字主要存在于青铜鼎彝铭文、简帛墨迹文字、玺印铭文、石刻铭文及陶器铭文等。陶文的字法结构本体有异于其他战国铭文的独特之处，清陈簠斋《论古陶文字》曰：“余於钟鼎文字，不能识者百或有一二，又谓刀布文字不过一二，非钟鼎比也。今得三代古陶文字，则不能识者甚多，且有正倒不能定者，奇异哉。石鼓无二，而竟有陶，陶又似古於金石，奇异哉。是岂可与刀布文字并语哉。古陶与古鉥印近，有以鉥成者，有刻者，与钟鼎古货为今存三代文字有四，并石鼓禹书人洛书为五。”［注4］清吴大澂《陶文释题记》曰：“好古者获吉金，即三五字，亦极可贵。不谓古陶残字与金石并寿，奇文逸体，可补鼎彝款识所不及。”［注5］此外，陶器泥料质地属性及烧制收缩变形等元素的共同影响，经传拓后呈现在纸张文本上的陶文痕迹与其他器物铭文相比，主要体现出较为粗旷拙朴、苍劲浑厚、奇恣横溢的特点，也有部分陶文制作精甚呈现出典雅秀逸、意蕴雋永的面貌。古玺印文字排列章法是古玺印艺术内涵外在表现的重要形式。陶文为先秦玺印抑印于陶器的痕迹，通过对陶文的排列章法的研究可直接反映两周时期民间陶业使用的古玺印独特的艺术呈现形式。综合步黟堂藏战国陶文，可看到如下文字排列章法的形式：（1）文字均衡排列法。（2）文字随形排列法。（3）对角呼应排列法。（4）虚实奇恣排列法。战国陶文抑印艺术风格的呈现是基于抑印陶文的文字字形及文字排列章法的特点，综上所述，步黟堂所藏战国陶文抑印的艺术风格特点也就清楚地展示在我们眼前。从列国陶文的角度看，齐国陶文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最为丰富多彩，在规范典雅的基础上，以奇肆朴茂、野逸苍浑、醇重雋永为战国大篆文字构建起绚丽郁勃的陶文体系最重要的组成。燕国陶文以其风格相对统一在长条形印记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格调，虽然印面整饬的意蕴，却丝毫不掩风格的质拙雄强，这种内在的燕陶风韵恰似萧萧易水天成的壮寒凌厉之意。秦国陶文是战国列国中最能体现出规范性的种类，也反映中央集权意志在秦地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影响，这种规范所带来的经典性与示范性成为汉时官私印章乃至后二千年篆刻艺术创作发展最为重要的思想指导和形式楷模。其余如三晋陶文虽未能形成庞大的体系，但也不乏风格的靓丽，古朴质拙、苍野浑厚都也体现在为数不多的二字陶文中。当然，步黟堂藏“淇□市斗□玺”、“中石基□□牛”陶文孤品独特的条记印风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三晋陶文体系提供了极珍贵的物证。战国陶文有着深邃的文化内涵、丰富的表现形式与朴茂的艺术美感，吴大澂曾有“文字之福，於斯为盛”，簠斋有诗：“天开混沌由文字，人扩灵明亦在兹。大意微言常不觉，终归混沌又何疑。”应是对古陶文最好的诠释。供职于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
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
院研究员
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陶瓷印艺术
研究中心艺委会委员
终南印社社长。
陶文，是以陶玺在陶坯上钤印或以尖状工具刻画于陶坯之上烧制而成，往往用同一陶玺钤印，会因用力轻重及角度不同而效果迥然，加之捶拓者的理解有异，这种不确定因素显现在拓片上的效果则千变万化。而用尖状工具所刻陶文，则率真自然，无一雷同者，在字形结构上具有唯一性。同时，还有先民们在陶器上留有的绳纹、席纹等痕迹，由此而呈现的装饰效果，给我视觉上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正是这种特殊的效果和张力打动了我，便萌生了以陶文形式入印的想法。但要把陶文高古朴茂的质感及其拓片的黑白虚实效果搬上印石，进行印化处理，并非易事。 战国时代是古陶铭发展的高峰期，该阶段的陶铭几乎囊括了战国时期的所有诸侯国，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从高明先生的力著《古陶文汇编》中可见一斑。三秦大地风物灵秀，好古之风盛行，生于斯长于斯，受其熏陶，于砖瓦鬲陶也略有收藏，凡见陶文也必拓之揣摩研究，近二十年来对陶文入印做了一些尝试性创作，积累了一些学习经验。这方“宗匠陶钧”印，便是基于以上思考而刻成的，陶文元素的注入给我的篆刻创作带来无尽的活力！以创作的思维临印
1964年出生，江苏如东人
字禹生 号铁研斋主 草虫之居主人
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
南通印社社长
从首次接触齐陶拓片算起迄今己有十七八年了。因喜欢古玺，尤其是齐系、燕系古玺一路，进而关注齐陶。记得十多年前的夏季去山东泰安，与语陶山房主人谷伟艺友相约登临泰山。承其厚我，相赠部分所藏齐陶原拓并贻三枚原物，均为齐陶残片，得以认识战国齐陶，并拟从齐陶取法进行篆刻创作。其后又得到印友同道的热情相助，集得陶拓近百，加之购得陶文方面的书籍，地不藏宝，近些年又出土了大量实物，对齐陶有了大体的认知。陶文是古文字中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字。但陶文研究现却主要是战国文字研究的一个分支，尤以战国陶文为主要研究对象，是研究古代工官制度、姓名制度、度量衡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的珍贵资料。出土陶文目前以战国数量最大，包含齐陶、燕陶、邾滕陶及秦陶等。齐陶主要出土在山东省淄博市的齐临淄古城一带，当然并非局限于一处，其范围大体与齐境吻合。北面与燕陶、南面与邾、滕的陶文在传播范围上也有重叠。齐国陶文主要是印款，即用玺印抑于陶器之上的印迹。沙孟海在《印学史》中也有记载：“战国时期玺印，一类属于`物勒工名'，是手工业者专门打印在所制器物上的，齐国出的文字常较长，名氏之外包括籍贯，多正方形……”。器种有豆、区、釜、鼎、盂、罐等，均为实用器。今应《印象》杂志之约，以齐陶“西酷里陈何”为例，以创作性思维而临之。经常把玩齐陶拓片及一些实物比对，则会发现同一内容的陶印，钤于圆柱形或圆弧形器物表面，因用力轻重与器物接触面大小等诸多因素的不同，烧制过程中的变形，产生的印款效果则不一，再拓出来，故有不同的艺术效果。可以说因陶工偶尔无意识的一个动作，反而一印十面目，引发印人无限的遐思，为篆刻创作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空间。例如有的齐陶印迹边框虚化了，或仅留一条框边、或L形的边框；有的文字粗细不一，或一边因用力不均使文字线条一侧变粗而另一侧线条细且虚、或整个印迹中间部分粗而四周轻细，甚至缺少了一个字或部分笔画；或第一次钤得过虚，再加盖导致线条有重影者；或因器物尚比较潮湿即施盖玺印而文字线条变形扭曲者；或器物残片经岁月而漫泐导至朦胧感，增加了金石趣味；陶文本身结构的古拙奇诡，布局的参差错落、自然率真，这一切均让我痴迷而流连忘返。当然古代遗留给后人取法的印学资料浩如烟海，良莠不齐。如何取法？这样临印？事实上是考验印人的一个标杆。我以为应该用篆刻创作的思维去考虑。放弃不符合篆刻美学原理的东西，充分吸收已经掌握的知识，有针对性体现古陶印的美感。只有这样的临印锻炼，才能为篆刻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学习的过程 也许是枯燥乏味的，唯有沉下心来，才能深入体悟，每一点进步都是不断扬弃、消化吸收的结果。所以说没有研习探索的困苦，那有创作成功的欢心。临印之我见
1970年生于黑龙江鸡西，现居北京
别署小磨堂主人
中国书协书法行业建设委员会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西泠印社社员
浙派篆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东隅印社社长
鸡西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廊坊市书法家协会理事
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前几日祥宇兄约稿，说到篆刻圈里专刻齐系玺印的作者有谁。当时一下把我给问住了，仔细在脑子里搜寻，没想起几位，倒是古玺印作者想到一些。这次的约稿对我而言，有些勉为其难。一是我对齐系古玺确实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二是平时创作传统意义上的古玺印也不多。另外，写自己不了解的文章确实有些怵头，不知从何说起。既然应承了此事，就当作业来完成吧！在下认为，站在篆刻艺术的角度，古玺印学习和创作不能以学术上的五系划分来进行，但要了解五系分域的相关基础知识点和五系中每一系的大概风格特性。在篆刻上只要入印文字不存在争议，那么，审美要放在第一位。一切的技法和技巧要为印中的审美服务，也要打破古文字学中的条条框框。要不然，篆刻永远不会成为独立的学科。古玺印要有大的全局观念，风格上的审美特征要放在第一位，不能只关注细枝末节。比如，在欣赏篆刻作品的时候，感动我们的首先是印中生动的气韵和神采，其次才有印文、章法、刀法及线条上的仔细观赏。至于印中是否有大小篆杂糅，是否有五系中文字互用的情况，我想这都不重要。当然，不能否认五系分域的作用。印章的价值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考证价值……而我们关注的是艺术价值，所以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进行学习和借鉴。临印有实临与意临之分。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尽可能临的像，只有像才会关注到印中的细节。比如结字上的特点，线条中的直曲微妙变化，起收笔中的方圆形态等。细节会决定所临之印的成败，也是为下一步进入创作进行常识上的积累。初学者临印是训练技法和技巧，提高篆刻艺术的审美。如果是老作者来临印，我认为没有必要丝毫不差的去实临。因为老作者具备了一定的功力，对审美的要求也会有自己的诉求，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去对所临之印进行改造，也就是说要有想法。意临之印是否成功也不好说，因为临印本身就是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实临与意临各有侧重，各有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所临“丘齐辛里邾大心”齐陶文印，进行了较大的主观再创作，主要是对原印的空间重新改造。空间上的变化与结字有着直接关系，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把原印中的文字进行重新印化处理。所临之印不温不火，虽然更趋于理性，也遵循篆刻艺术中的一些创作规律，但少了原印的稚拙与生涩之气。【4】
齐陶文创作感言
1971年生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西泠印社社员
山东省书协理事
山东印社副秘书长
济宁市青年书协主席
战国齐陶文为古文字的一个样式存在，早已引起史学界、文字学界关注。陶文形成或刻画，或钤盖，经过岁月的洗礼，这些陶文在今天看来极具神秘色彩，但于当时，陶器源于社会生产生活需要，是再平常不过的现实应用，技艺精熟，从业者众，从现在出土的官私陶器数量之大，风格之盛，可为明证。篆刻艺术发展到今天，古玺印的学习蔚然成风，创作成果最大。齐陶文和齐系“古玺”文字是同一体系，只是载体不同，其表现的文字属性和艺术特质是一致和相通的，而陶文通过陶器的煅烧，又多了一次外力即“火”的作用，加上后人拓制，产生有别于古玺印钤盖的效果。古代制陶和制印大师匠心，让人惊叹于方寸之间传导出来的艺术智慧，今天看不仅没有过时甚至更加鲜活，很多陶文章法布局、虚实对比往往大大出人意料，神幽古奥，妙趣横生，令人叹为观止，作为学习'古玺印风'的重要资源，借鉴空间极大。而策划这次齐陶文临创活动的组织者，显然有独到的艺术理解和视角，意义尤为突出。陶文创作感言
1974年生，原名孙长明
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美术学硕士学位
现为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沙孟海书学院篆刻研究所研究员
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
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沧州市书协副主席
近些年篆刻艺术得到了长足发展，拟先秦古玺形式当之无愧的成为当下印坛发展中的一只生力军。作为取法对象，一向披着神秘外衣的先秦印陶、陶玺随着考古、考据学与美学的次第深入，渐渐露出了真容。印陶本是以陶钤陶的结果，一如封泥所呈现的大概风貌。其结字高古，线性虚实相生。吴缶翁云：“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或许更加贴切地诉诸于这些印陶的艺术属性。我学印致力于先秦两汉玺印及东晋至南北朝印风的研究。无可讳言，对于实践运用也煞费了一片苦心，但临习古印几乎近十年来未曾终断。我将继续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式方法义无反顾走下去，相信会有更多收获的。 齐陶文创作感言
1977年生
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书协会员
北兰亭书友会创始会员
吉林省青年书协理事
白山印社副秘书长
晋阳印社社员
吉林市书协常务理事
吉林市青年书协副秘书长
雾凇印社副社长
蛟河市书协主席
蛟河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钤印器皿，物勒工名”，此风滥觞于商周，战国大盛，秦汉蔚然成风。印匋是指戳压在砖瓦和匋质生活器皿上的印章经烧制后形成的印记，其主要作用在于“考课稽核”。战国陶器施印的方法各国形式不同，风格迥异，地域特点鲜明，流光溢彩，蔚为大观。古代印匋的丰富遗存，不仅对于研究社会历史和印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篆刻创作展示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古印匋众多的审美情趣，印文的奇思妙想，印匋的残片所具的美感，无不赋予我们艺术上的启迪，它为专事书法篆刻创作的印友开辟了一个吐故纳新的艺术创作新径。古印匋中不乏精彩之作，由于机缘交汇，使其在文字形态、章法形式以及整体意趣上集中体现既古又新的印章形式。此次临刻的齐国地区出土的印匋“豆里 ”，是印在平实的印面基调下，章法的微妙变化最耐人寻味。此印印文分作两行，左一右二，从左向右读。右边“里”字左倾， 字横放，残缺宝盖头通过对比其他相同印例进行补齐，放到“豆”字右下。豆字上提，略右倾，起到了四两拨千斤，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让人叹服。“豆”“里”二字字形相近，原印作者通过提长里字，弯曲豆字，同形变化，丰富了印章的表现。三字笔画简略，却不失雄浑。我临刻时试作朱文，求朴厚润与笔情刀趣，未知得其一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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