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帖——承问帖
十八帖——归本帖
王蘧常先生的书体成就,可谓宏富。人们通常只看到所谓“蘧草”,即晚年那种高古雄奇的遒逸章草。一般书人,并不关注和品鉴其别样的书体和情韵。即便是学王老书者,也未必都有仔细的体认。
《杨大雄烈士殉国碑记》
一是典型的魏碑正书。如《杨大雄烈士殉国碑记》,一九四七年作。用笔似取法《郑文公碑》,却举重若轻,点画简净梗直,形构宽方,意态圆润。全无通常习碑者的雕刻尖露,且极默契于斧凿之性,暗合刻工手势,兼具功能之美,赏观之美。书者体贴入理、与人合作之温雅情致,仿佛出于笔下。可见,王老之碑体书,在刀笔之间,感觉已然通约。比对此碑刻成后的点画效果,简瘦而润,感觉是愈刚愈柔,愈老愈新,未见有作碑书到如此境地者。
致王国维信函
二是小字行楷文稿。如早前所书《赤熛怒颂诗》,后来的《秦史稿卷》等。这类书字,可以说真行其表,隶草其里。笔墨古质内含,雄遒外溢,笔短意长,耿介复委婉,读之似拙益媚,临之无规无矩。如太极腰身之力,游走变向,无可捉摸。
致陆维钊札
三是章草中又有小字中字与大字之别。大字自不必说,熔铸篆隶而开拓章草表现域之主体也,不落唐人后一笔,无古无今。其小字章草,如《月仪帖》页边批注之类,极细微精致,密密匝匝,似秦汉木牍,寸木数行,笔力却如篆刻斫款,剔金切石,哔剥有声,读之令人心静神畅。很多书人,因缺乏类似的批读生活,不易体会作这种蝇头小章草的难度。它与作大字可以心算目控,完全不同,非笔锋敏锐能自动,心手相忘,则不能任那一遍神行。“蘧草”从突破既往章草方寸空间,到擘窠巨制,再到此细微如粟米者,其间挥运之张力,自来恐无几人有切实的体谅。
《神州寰海》五言联
《卿云玉杖》五言联
四是篆、隶、楷、草各体书,书体各异,但总体气质十分融通,皆为“蘧草”所统筹调谐。如《楷草隶篆四条屏》,分而观之,每一书体,都可傲然独立。虽是临书,却似原创,或曰似欲孕育一种原创体格来。遗憾的是,这类作品传世甚少。
致姚继虺札
总之,前面所列各体类书作,表面看各自有别,实际也都被那种章草精神统领着。所以说,王老书体是一而多、多而一。其章草的强大魄力与孕化力,令人深思。
致菊老札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种创法,实际上不单是拓展章草的表现域,也是对既有的书体表现域的开拓。同时,还可能对所有书家书写表现力如何拓展,在技法、思维、感觉、理路方面,具有普遍的启发性。如果说王羲之书,上承汉魏隶简体制,顺着章草笔性,自觉不觉间写出他那“新体”的话,那王蘧常先生显然在青年时期就有了明确的章草书体意识,与终生逆行探索规划。这是他之前的很多人不曾设想更没做过的。比如苏东坡之于书,主要因于应用,其所体悟的也只是通常较单一的书写理趣。黄山谷擅草,善领篆意,故于行、楷、草诸体间,有精神交通。但他未识得章草这一重要阶梯,而上溯于篆隶书的实体陶养,终未臻于高古。赵孟頫亦然,虽也涉猎诸书体,包括章草,毕竟未意识到章草的特殊书史价值,故依然只存传承之想,无由着意另外训练,多方实验,因而其于笔墨思维·感觉,亦未得以周延拓展,更未及于篆隶章草间的融通与构建。
致马国权札
陈新亚书法作品
“卓然绝依傍”“一空依傍”,是被王老多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于此可以感知其审美觉性和书体建构意识。他对文字·书法历程的观察,特别着眼于草意,极力探究书写的动力机制,且静心培养那草势,时时笔之,日日新,又日新。
致冯其庸札
早年幸得明师导引,加上平生学问,王老对全部中、上古书写资料的博察统筹,故能透识文字·书法演进的内在机制:草书笔势与生理节律,使书字形意生生不已。从师沈寐叟,即明确以章草为中心,以拓展章草表现域为己任。二、三十岁时,传统章草字法已了然心手。早前所习欧字、《爨宝子》《郑文公碑》《十七帖》等,第一口奶,营养丰厚,意象奇崛。随后复上下伸延,左右突击:六年篆书日记,沿溪讨源;精审诸碑帖,摘奇选异,糅合高古。篆以健草,隶以厚草,碑以严草,二王以新其草。采将诸体,酝酿之,贯通之,以一支草笔神而化之。在《王字摘胜》末页,王老跋曰:“世称‘钟王’,然王变化不可方物;钟之所长,仅在古拙,何能及王?世乃有以钟压王,妄作高论,实为无识。”因为钟繇的书写感觉·思维,还较多保留着简牍书写惯性。王羲之书,既从章草筑基,随着纸张的应用日广,书写空间的宽展,其手笔自由度益大,天才恣纵,在挥运空间与感觉·思维方面,便获得解放,故笔下“变化不可方物”,已而突破钟体隶楷的扁横势,“新体”即应运而生。
致杨仁恺札
王老的书体自觉,还体现在其执意搜奇溯古,不蹈寻常蹊径方面。他在《书中知己琐志》中有载:“定九尝谓其弟訾予曰:‘其人非不平易,然为学则每舍正路而弗由。古经说故在也,而独搜汉二十一博士之遗说。小篆故在也,而独喜摹古籀。许君书故在也,而独补辑吕忱字林之逸文。晋唐行草故在也,而独肄章草。皇象索靖之章草故在也,而独猎奇于汉简与汉匋,自诩为拓展章草之领域。甚矣,其素隐行径也!’其言虽苛,然亦有深中予痼者,则不谓之知己不可也。”其于《王字摘胜》《庆历阁帖摘奇》《居延汉简摘奇》《武威汉简选胜》等,所下搜剔功夫,至勤至细。当然,凡所奇所胜,皆属王老法眼,简牍中的异草自不必说,如《汉夏承碑》,元王恽评云:“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虽蛇神牛鬼,庞杂百出,而衣冠礼乐已胚胎乎其中,所谓气凌百代,笔阵堂堂者乎?”不正是“蘧草”建构之可意良材么?故亦归我蘧公之选。而所选之碑帖与字,无不精神飞动,无不异禀奇古。
如果对照一下,与王老前后那些书家,凡未穷字之源,不得书之草势者,多半难通新变,也难致高古。
致菊生札
王先生曾将其师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庵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见《忆沈寐叟师》)同样,但看蘧公六十岁前字,虽也很可观,若对比八十以后书,则尚未臻化境。一是真积力久,自然衍极,一如其治秦史,集美摘奇,筛俗去弊,自觉且努力蜕化。七十后的王老,老当益壮,愈老愈新,愈脱化愈用功。其觉知力、思考力、行动力,与其说是一种天赋异禀,几不可学,不如说仍是源于一种知性:唯少年有志,久浸书史,透析卓识者,方知“有始有终”的微言大义。王老在《书法答问》中,提出六要诀:“一在专一;二在敏速;三在诚正;四在虚心;五在博取;六在穷源委”。此既是王老书学体验,亦可映照王老之人生审美境界。
《膏泽光明》八言联
王老自几岁识文习字,与笔墨交道,至九十余岁,从不辍于临池。读书即其人生,笔墨便是生活。其书法与其人,及其全部书斋生活是一体化的。通常书法“创作”之外,凡所撰述,公文私信、题跋题签、读校批注,等等,无非毛笔,贯彻日常生活始终,且都章草或章草意味的书写,以至对所有人的书信,包括信封上的字,全是章草。这种全息式的整体性参与,使主体的身、心、眼、手高度合作。这种充分的审美·生理支持,使笔墨愈精愈纯。王羲之叹张芝曰:“耽之若此,吾不及也。”蘧公无论主、客观,皆耽之非常,终以不落唐后一笔,独出以高雄奇古。
《和气天资》八言联
如果说,蘧老书法诸体之成就,一半依凭学问家的博识深思,那另一半,即借以日常无所不包、时时刻刻的笔墨活计,自动锤炼,或着意推敲。特别是先生浩繁的撰著,那种忘情笔墨,无与伦比。若无平日那无量书写,像许多所谓书家那样,单凭有限的专门练习,恐难致老境之圆融。王老即至晚岁,被多般病痛折磨,却一概和于笔墨,所谓“力疾”也,从不间断笔墨,不知觉间,升华了蘧书之美。典型如《十八帖》,震掣嵚奇,瑰伟沉着,如履带机车般,嘎嘎然所向披靡。笔墨间竟无一丝衰颓痕迹。不增不减,用以说功深老迈书家笔力,在王老尤其合适。而此古今未有之震掣笔法,实乃“不得已而用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抱朴子》谓:“恢恢荡荡,与浑成等其自然。”鲁迅先生去世前不几日的笔墨,也是丝毫不显衰朽。唯终生终日敬事笔墨者,方能臻于此境。
陈新亚书法作品
不同于鲁迅先生的是,王老不讲究,或曰无力讲究笔纸。日常之用无择忌,机制稿纸、劣质便笺、方便墨盒,等等,“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读先生大量书札,都写于一般公用制纸,面光质脆,但无不精神贯彻,力透纸背,悠然见道性,反常合道,与物俱化。这种人书化境,于王老同辈者中未之见,而于书法一体出脱得如此成色者尤稀。盖彼之所缺,皆缘未足于日常笔墨之陶写之故耳,遂不能获得身体的审美·生理的加持。孙过庭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理应包括老书家身体诸器官的“通会”在内。
致张珍怀札
如今,那种书即是人、人即是书、人书一体的状态,已随王老连同那间书斋,离我们日渐邈远矣。思之,不禁怅然。
蘧公终其一生,实现了他的人·书境界:没有一种书史上的书体,不存活在他的书写中;同时,他的每一书体,皆不可名。他既打破了人们通常的书体概念,创设了一种无古无今的书体样式。同时也给书法史,展现一个真正书法家的生活·审美样态。
致钱仲联札
原文刊载于《书法》杂志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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