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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篆刻》第38期 理论研究——《周掾碑》书法艺术探微


《周掾碑》书法艺术探微

刘光帅 马国良

摘要:宗教为宣扬宗教教义使用一系列方式,宗教艺术即是其中之一,这样就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宗教艺术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山东济宁地区东汉时期的《周掾碑》为研究对象,对其书法艺术价值进行探讨,不足之处,祈方家指正。
关键词:宗教艺术;周掾碑;书法艺术
一、概述

《周掾碑》全称《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碑》,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土于山东济宁,碑身高112.5厘米,宽37.5厘米,厚29.5厘米,碑左侧有纹饰,右侧则无,碑正共16行,有碑文458字(其中4字残沥,1字不释),碑背无纹饰和文字。碑额方顶,在穿孔的位置刻一小圆表示穿孔。碑身内容分为三段。上段为碑额题名及左右吉语,碑额题名为阴刻隶书: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题名两边为汉代流行的阴阳宗教图案题材,东汉美术对于表现阴、阳概念的兴趣方兴未艾,再加上当时“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所以“左阳遂”,“右富贵” 作为装饰图案在两汉的砖瓦陶器石刻上是比较常见的,其实质是一种常用吉语,流行于宫廷与民间,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汉代阴阳思想深入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汉代,人们相信鬼神和灵魂的存在,对于失去亲人的人们来说,阴阳观念之于他们的理解便是希望阴间灵魂真实存在。中段此碑的主体部分,也是下文着重介绍的内容。下段为画像画面内容为汉代神话传说与世俗生活的结合:扶桑树、立马、仆人、鸟、巢、雏、猴、挂具、盛储具。


二、碑文内容及解释

中段乃主体部分,高44厘米,宽37.5厘米,阴刻细线界格,纵15列,横22行,共计330个空格。单个界格高2厘米,宽2.5厘米。然而文字并没有严格按照界格写入,由于碑文字数超出了界格的数目,以致将最后一列界格一分为二,缩小字形,刻写了两行文字,并且顺势延伸到碑身下半部分的画像左缘外侧。碑文为阴刻,隶书,释文见马国良《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碑考》一文,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此碑碑文布局的独特之处:碑刻文字补缀之法。汉代是十分讲究秩序的,而这三处补文在视觉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秩序,平添了几分灵活的气息。在艺术创作中规范是为了达到美,但为了追求美,有时是需要打破规范方能有所突破,因地制宜,创造出适宜的形式。

三、碑文书法艺术

隶书是西汉中后期通行的书体,到东汉蔚然成风,成为主流书体,而此时通小学、懂篆书只是少数古文经学家的专长,所以东汉以隶书碑刻据居多,碑额文字为篆书或隶书,大多是篆书,隶书则很少见,《周掾碑》碑额书体以隶书出现,则是另一种风味。

本文所述《周掾碑》为新近出土的汉代隶书石刻遗迹,保存较为完好。此碑虽然不是由官方名手书丹,不属于汉代一流的书迹,是由当地一般书手书写,与同时代的官制汉碑相比,其体量较小,但保存相对完好,字口清晰,更加接近当时日常书写的自然状态,是珍希的汉代书法遗迹。此碑风格接近比其稍早的汉隶名碑《礼器碑》,尤其接近《礼器碑》碑阴。书写时间地点也很接近,《周掾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晚于《礼器碑》(立于公元156年)25年。根据风格来划分的话,《周掾碑》和《礼器碑》同属于纤劲派。此碑的较于《礼器碑》更为活泼随性,很多笔画都是单刀完成,所以笔画会出现一边整齐,一边粗糙的现象,正因为这样,使得《周掾碑》带有
浓郁的地方特色,率意自然,劲健质朴,于平正之中见奇趣。笔者就《周掾碑》的用笔、结体和章法做如下分析:

1.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圆结合

《周掾碑》笔画瘦硬刚健,多数笔画是由单刀完成,收笔转折多处方折直下,笔画多细而坚挺有力,瘦不露骨,不伤于靡弱,捺画多粗壮,有的粗如刷帚,却又韵格灵动,不显呆板。纵收得体,蓄势稳健,放笔恣肆,一任自然的书写感构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周掾碑》不像《礼器碑》那样严谨,许多笔画的用笔是比较随性甚至是随意的,尤其是出波的笔画则是时方时圆,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其余笔画也是如此,但总体是以方笔为主。正是由于这种随性,反而丰富了用笔。如“人”的波挑就是标准的方笔,还有“之”  “不” 等;而“氏”的波挑则是圆笔,还有“子” “蒙” 等。

2.结体横平竖直

横平竖直是隶书结体最基本的法则,这一法则来自篆书。《周掾碑》虽体现出了地方隶书灵动活泼的特色,其仍是没有打破官方隶书的藩篱,以横平竖直的结体为主导,虽少有变动,仍不失法度。如“文”、“天”、“贤” 等。碑文字迹清劲质朴,多取纵势,有一种典雅肃穆而又超然爽利的神采。

3.有行无列的章法

通过拓片可以清晰的看出《周掾碑》有阴刻细线界格,线条平直劲利,十分严整,然而文字并没有严格按照界格写入。文中第一行基本还都能按照界格,往后就逐渐摆脱界格的束缚,不过纵行还存在,横列的概念已荡然无存。由于书刻的字长扁不一,随行而异,显得生动活泼,字距靠的比较近,行距稍宽。虽然打破了字距,但发现章法和书法的结合却是比较完美的,这不仅仅是巧合,笔者以为这更是书家对章法的功能有自觉的认识,能够随机应变,章法在不经意达到一种自由变化之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章内容有悼念的悲伤基调,所以书写者神气内敛,时时控制,引而不发,反而衬托出蓄势待发的飞扬恣肆的笔势,细细玩味,韵味无穷。


结语

碑刻作为出土文献,具有其独特的功能。清王昶《金石萃编序》说:“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荟萃,核其异同,而审其详略。自非辁材末学能与于此。且其文亦多环伟怪丽,人世所罕见,前代选家所未备。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目前学术界已认识到碑刻文献的价值,必须用出土文献,去印证、弥补甚至是更正传世文献。

汉代,济宁地区上承周孔文脉,经学繁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一些官僚、地主和儒生重义崇礼,极力颂德,修墓建祠,大兴树碑之风,因而地上地下存有大量的刻石。济宁地区是中国发现和保存汉代碑刻最多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已知的汉碑刻石藏量多达40种,占到全国汉碑存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汉碑21种,刻石19种,主要收藏于济宁汉碑馆、任城王墓、曲阜孔庙、邹城孟庙、嘉祥武氏祠等处,而且不断有新碑被发现。《周掾碑》属于新近发现的汉碑珍品,其价值虽不及《礼器碑》等汉隶名碑,然而其对于史书上未载的墓主周掾却是一个补充,为研究当时当地的民俗民风、审美取向、宗教信仰等注入一泓新的清泉。

总的来说,《周掾碑》从造型风格、形式语言、雕刻背景、书法艺术等方面,无疑对东汉时期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一定的价值,对于丰富中国艺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刘光帅系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书法专业教师,马国良系西京学院书法专业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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